摘要：2016年5月15日，为传播信息社会理念、增进信息社会共识、推进信息社会建设，迎接第十一个“世界信息社会日”到来，由信息社会50人论坛主办的“2016信息社会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央部委、地方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与媒体代表200余人参加会议。围绕分享经济平台治理这一主题，与会专家共同探讨了分享经济平台治理的一般规律、发展现状、主要问题，并从法律与制度建设、政府与平台权责界定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本文对关于分享经济平台治理的若干问题与观点进行简要介绍。 
　　关键词：分享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平台治理；网络治理

　　一、大数据将成为新时期信息化发展重大突破的前沿

　　随着分享经济的快速发展，平台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会议专家认为，平台是分享经济的载体，完善平台治理是分享经济发展的保障。平台与分享经济相当于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重视服务业有可能成为分享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尽管目前分享经济领域看到的都是消费现象，但当未来分享经济领域出现越来越多的生产现象，那么就意味着分享经济的主力军团来了。平台治理不仅要考虑现在的消费级的问题，还要考虑未来的生产级的问题。平台发展对推动产业持续创新、引领新兴经济增长、加快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具有显著作用。在全球最大的100家企业中，有60家企业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平台类业务。“平台驱动”对信息经济、分享经济发展的作用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

　　二、平台治理具有高度的复杂性、特殊性，加上分享经济及其平台的法律界定不明晰，影响了平台治理的推进

　　互联网在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入渗透，也衍生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网络借贷平台的跑路平台问题、社交媒体的低俗虚假信息与传销、电子商务平台的假货现象以及个人信息被侵犯等。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和存在与互联网发展的复杂性、特殊性是分不开的，它们对平台治理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一是虚拟环境，平台治理需要面对虚拟的主体、客体、权限与证据，这是与线下的实体平台治理完全不同的环境。二是快速变化，互联网在生产生活应用中的模式、领域、群体快速变化，不同群体在不同阶段对互联网应用的需求也差异巨大，因此平台治理需要转变“慢思维”、适应“快变量”，切忌刻舟求剑、盲人摸象。三是海量信息，以电商为例，平台治理面对的是海量网商、网货与交易，其治理难度更大，按照传统治理模式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四是个性形态，平台治理更多面对的是非标准化的商品与服务，面对的是千人千面的个性化需求与分布式供给。五是跨界融合，互联网应用是跨区域、跨国境的，具有打破行业条块分割的天然特性，对已有的按行业、行政区域管理的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六是复杂关系，平台治理面对的是非简单商业关系、非点到点关系，具有模糊化、非确定性、多边化等特征，为平台治理增加了难度。实际上，上述六个难点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完善平台治理需要对上述难点有清晰认识，妥善应对六大难点并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由于互联网发展的复杂性、特殊性，分享经济及其平台的法律界定不明晰，这严重阻碍了平台治理的推进。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认为，分享经济及其平台的法律界定问题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传统意义的物权已经无法解释分享经济的产生。在物权法上分享的基础要么基于合同、要么基于共有，共有又可以分为按份共有和共份共有，而分享经济绝对不是简单的共有，也不是简单的租赁，分享经济的法律基础亟需探索新的物权形式。二是传统意义的物权法很难解释分享经济平台的责任。当平台出现违约或不诚信行为，平台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是不是要承担担保法中说的保证人责任？是否履行先行赔偿的保证责任？先行赔偿的资金从哪里来，是否可以建立资金池等？上述一系列问题都是亟待从法律上破解的问题。三是传统意义的自我决定权如何不触碰分享经济发展底线的问题。尽管从法理上看，自我决定权的商事化使用是说得通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要受到限制。现在分享经济出现了一个现象，可以决定一些本来不应当由自我决定的东西，那么参与分享经济的底线是什么，能不能将合同自由等同于自我决定权自由？实际上，法律没有规定底线，只有 “公序良俗”维系对分享行为的评判，因此自我决定权天然与分享经济平台存在打架的问题。阿拉木斯认为，由于没有从法律法规层面明确平台的责任，包括工商、税收、海关、质检、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个人信息保护、信息披露等，因此在平台治理上就无法建立起一套对违法违规、欺诈失信等行为的制约、处理机制。

　　（未完待续……）

本文刊载于《电子政务》2016年第9期

作者简介：
胡拥军，博士，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副研究员
于凤霞，博士，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综合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