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世界经济虽已经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最低谷走出，但复苏之路仍不平坦，时至今日欧洲、日本经济增长依然乏力，新兴经济体增速更是仍处于探底阶段。然而作为国际金融危机发源地的美国，其经济却成为当前全球经济中难得的一抹亮色，尤其在近两年年初连续遭遇极端气候影响下，经济后续均实现了明显反弹，显示出强劲的自主复苏动力，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也在有序推进。

从需求端看，美国支出法统计的GDP主要包含私人消费、投资、净出口和政府支出四大部分，各部分对此轮美国经济复苏动力的贡献也可归结为“消费发力，投资助力，出口添力，政府泄力”四方面的特点。

一、私人消费仍是拉动美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

美国是消费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消费也成为决定美国经济表现的首要因素。二战后美国需求结构基本稳定，私人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呈缓慢上升的趋势，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低时的60%上升至2007年的67.3%，近三年进一步提升至68.4%。相对于2010-2014年美国年均2.04%的GDP增速，私人消费对美国GDP的平均贡献率为1.38个百分点，是拉动美国经济走出衰退的主要动力，其中又以服务消费回升的拉动最为显著，车辆、娱乐商品等耐用品和食品、服装等非耐用品消费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美国私人消费的增长主要来自三方面的因素：

一是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完成，偿债支出负担降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宣告了美国高负债、低储蓄、高消费增长模式的崩溃，私人部门由此陷入持续的“去杠杆化”进程，表现为债务违约以及消费抑制。随着私人部门“去杠杆化”进程基本结束及家庭资产负债表逐步修复，目前美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由危机前的100%降至80%左右，偿债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则由13.2%下降至9.9%，达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从而降低了私人部门的偿债压力，家庭因此也可以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费支出。

二是居民收入增长加快，居民储蓄率下降。美国就业市场自2010年开始复苏，目前失业率已降至5.1%，处于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的与充分就业相一致的5.0-5.2%区间，就业市场供求关系改善推动了薪资的持续增长，单位劳动力成本自2010年1季度开始回升，劳工部统计的包含工资、福利和奖金的就业成本指数自2013年起开始加速上涨，今年一季度增速最高达到2.8%。就业改善、房地产价格和股市走高带来的财富效应还增强了消费者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提振了消费者信心，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突破了2007年金融危机前的高位，同时居民储蓄意愿也随之下降，美国个人储蓄与实际可支配收入之比2012年底一度最高升至11%，创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而目前已降至5%，但仍高于危机前的3%。

二、私人投资恢复性增长助力美国经济复苏

私人投资尽管占美国GDP的比重不大，但由于其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波动较大，因此经济周期更迭时私人投资对GDP的影响也非常显著。从贡献率看，2009-2014年间投资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仅次于消费，年均达到1.1个百分点，而且投资占GDP的比重也由13%上升至16.5%，但仍低于危机前18-19%的水平。美国私人投资包含住房投资，设备与软件投资，非住房结构投资以及私人库存变化四个部分，各部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所不同，其中住宅用房投资的变化通常都会引领经济增长或衰退，设备与软件投资通常与经济变化保持一致的步调，非住宅结构投资通常滞后于整个经济的变化，私人库存变化的上下波动也很大，在衰退的时候通常为负值，在衰退刚刚结束后对GDP有一定的提升作用。因此美国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也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金融危机初期以补库存拉动为主，之后以设备与软件投资和非住房投资为主，其动力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企业设备老化更新。在2009-2014年的经济复苏中，由于前期经济复苏前景不明，美国企业投资意愿不足，导致老化设备的比例相对较高，设备的平均使用期限创199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运输设备固定资产平均年限2010年一度达到1995年以来的新高，积蓄了大量的设备更新需求。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基础渐趋稳固，企业预期经济增长将带来稳定的产品和服务需求，推动企业扩大资本性支出，升级老化的技术和基础设施以便提高员工的生产力。据统计，2009-2014年间，美国信息处理设备和软件、工业设备、运输设备和其他设备投资等分别增长了1.2、1.5、4.4和1.4倍。而且嘉信理财的研究显示，CEO的信心往往是促成关键的资本支出。目前从美国商务圆桌协会发布的CEO经济展望资本支出分项指数看，美国企业的投资信心已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

二是企业盈利改善和美联储低利率政策为企业投资提供了资金支持。经济复苏令美国企业经营状况得到显著改善，标准普尔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底，其服务所覆盖的近2000家美国非金融企业持有的现金和短期及长期投资达到1.82万亿美元，比2013年增长了近5%，相当于这些公司总资产的10%。同时得益于低利率的融资成本，美国商业企业贷款和债券融资显著增长，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负债规模自2009年的低点回升至2014年22万亿美元的水平，公司债的规模也升至4.4万亿美元。此外，新设企业的增多也推动企业投资增长。摩根士丹利的研究显示企业设立的增速领先资本品订单1-2个季度，因此是企业投资的领先指标。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美国每年新设立的企业数量自2011年开始回升，从而也对提高美国企业设备与软件投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此外，尽管房地产复苏缓慢制约了住宅投资的增长，2014年仅5400亿美元，仅相当于危机前最高水平的64%，但非住宅类建设投资伴随服务业及能源、通信等行业商业活动的恢复已基本接近危机前的水平。

三、出口增长推动国际收支赤字收窄

长期以来，美国庞大的贸易赤字是拖累GDP增速的重要因素，也是美国经济失衡以及高消费-低储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的表现。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由于服务贸易顺差的增加和商品贸易逆差的收窄，尽管整体赤字的局面没有根本扭转，但逆差幅度明显收窄，由危机前的7000亿美元以上降至去年的5300亿美元，对GDP增长的贡献也由负转正。

2009-2014年间，美国出口结构大体稳定，商品和服务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稳定在7：3的水平，商品出口占比略低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其中，尽管美国服务贸易占比小，但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国，而且相比商品贸易，美国服务贸易增长较为稳定，是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服务贸易顺差由2009年的1304亿美元增长至目前的接近2405亿美元。

商品贸易中，发电设备、计算机、半导体芯片等资本品和原油、矿产品等中间品出口占据了美国出口的主要部分，二者占商品出口的近70%。其中，在2011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时期，中间品出口对美国出口拉动作用显著。五年中，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增长较快，占商品出口的比重由2009年最低时的6.5%，上升至目前的10%。而美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增长相对平稳，占出口比重维持在14%-16%之间。美国贸易改善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出口倍增计划的政策支持。自2010年确立出口倍增的目标后，奥巴马政府设立了“出口促进内阁”和“总统出口委员会”，将促进出口上升为国家战略，并通过“再工业化”提升制造业的出口能力、帮助美国中小企业扩大对外出口、以金融和宣传等帮助美国企业赢得新兴市场、扩大双边与多边贸易谈判以减少贸易壁垒等举措扩大美国出口。尽管受主要贸易伙伴欧盟、日本经济复苏弱于预期，TPP、TTIP谈判受阻以及去年下半年起美元走强等诸多因素影响，奥巴马政府未能实现五年出口翻番的目标，但美国出口仍从2009年的1.58万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2.35万亿美元，增长了49%，出口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0.9％升至去年的14％，创历史新高，成为本轮美国经济复苏的一大亮点。

二是美元贬值提升美国出口的价格竞争力。美国出口与美元汇率有较为明显的负向关系，弱势美元有助于在价格因素上提升美国出口的竞争力。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显示，美元汇率每变动1％就会影响美国出口约200亿-250亿美元。2009-2014年间，受美联储数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美元指数从2009年最高的88下降至2014年年中的79，降幅超过10%，从而有效刺激了美国的出口。

三是页岩气革命缩减美国能源国际收支赤字。尽管页岩气革命对美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的直接拉动作用有限，但其对改善美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显著。页岩油气资源的开发一方面推动石油产品出口快速增长，新墨西哥、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和北达科他等主要能源州已实现了五年内出口翻番的目标，另一方面也加速了美国能源独立进程，降低了石油进口，美国石油及石油产品月度贸易逆差额由危机前最高时的424亿美元收窄至目前的80亿美元左右。

四是新兴市场对美国出口增长贡献显著。从出口份额看，尽管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依然是美国出口的主要地区，但由于经济增长缓慢，美国对这些国家出口增长有限，如2009-2014年美国对欧盟和日本出口仅增长了24.5%和26.1%，而新兴市场作为拉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低谷的首要引擎，也成为美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发力地区，而且美国出口倍增计划中的一个方面也是帮助美国企业锁定、建立和赢得新兴市场。2009-2014年间，美国对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出口分别增长了90.7%、42.6%、78.1%和77.9%。

四、财政节支对美国经济增长构成持续性制约

财政赤字与贸易赤字一同构成了长期困扰美国经济的“双赤字”问题，2011-2014年美国财政支出一直对美国经济起负向的拉动作用。国际金融危机后为刺激经济，美国财政支出2011年增长至3.6万亿美元，财政赤字达到1.3万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但之后财政巩固问题被提上日程，尤其政府预算和债务上限问题成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争执不休的焦点，2013年两党博弈导致财政自动减支机制启动并一度令联邦政府短暂关门。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带动财政收入前景改善，2014年初美国参众两院达成了1.012万亿美元的预算支出分配协议，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自动节支的压力，当年美国财政支出维持在3.5万亿美元，财政赤字缩减至4833亿美元。尽管整体看美国财政支出增长势头得到遏制，但内部各支出结构呈现增减不一的特点。

一是财政节支主要通过削减国防支出实现，强制性支出仍在刚性增长。美国财政支出主要包括强制性支出、自主性支出和利息净额三部分。其中，强制性支出是由国会通过的各项法案所法定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医疗补助计划、粮食救济、失业补助等收入支持项目以及针对公务员、军人和残疾人的补助项目等。自主性支出由美国总统和国会商议决定，包括除强制性支出外的所有其他支出。其中国防支出占自主性支出近一半。2011年债务最高限额被提高后，国会赤字削减委员会一直致力于消除美国赤字危机。但法定的强制性支出很难被削减，而且由于婴儿潮一代正逐渐达到退休年龄，强制性支出中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支出仍在不断增加。因此近年来美国主要通过削减自主性支出，尤其是国防支出防止财政赤字进一步大幅增长。2009年以来，美国自主支出由2010年的1.35万亿美元降至2014年的1.18万亿美元，占总支出的比例由39%降至34%，强制性支出则由1.9万亿美元上升至2.1万亿美元，比重由55%提高至60%。

二是利息支付快速迅速。由于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仍在攀升，国债的利息支出是增长最快的预算支出之一，利息净额支付从2010年的1960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2292亿美元。虽然2014年利息支出仅占总预算支出的6.5%，然而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测，到2025年美国财政利息支出将增至8080亿美元，成为继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支出之后的第三大财政支出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