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是世界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现象。60年代，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拉美地区，东亚人均GDP仅有拉美国家的一半左右，城市化更是落后于拉美地区。当时的许多观察家认为，拉美比东亚更有发展前途。但是近半个世纪之后，事实推翻了当初许多观察家的预测，东亚经济社会得到蓬勃发展。东亚在成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但是也有很多教训。

从总体上说，从七十年代开始，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开始快速发展，首先主要得益于日本的发展。流行的理论是雁行理论。1968年日本的经济总量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同时日本的国际竞争力也有了很大的提升。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市场日益饱和，国内资本逐步充裕并趋于过剩。在产能趋于过剩，产业结构急需升级的情况下，日本急于向外转移产业，扩大对外投资。而东亚许多发展中经济体也急于发展经济，于是乎日本把自己许多成熟产业、低端产业向东亚国家和地区转移。日本的产业技术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的有效结合，从而使东亚很多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由于东亚很多国家和地区人口众多，而矿产资源相对匮乏，资源禀赋明显不同于中东地区矿产资源充裕的国家。由于近代以来受帝国主义压迫，东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欠发展，资本积累明显不足，而且市场欠发育，市场规模和深度不够。在缺乏资本和技术的情况下不可能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而发展劳动密集型、外向型产业成为一个内在的合理选择。

日本产业技术转移的历史机遇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资源比较优势相结合，形成了七、八十年代东亚地区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快速发展。于是日本和东亚很多国家和地区在产业上形成了雁阵形式，日本输出技术和资本，处于产业发展的高端，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处于产业链的下游。在这样的模式形成过程中，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大幅度提升。特别是香港、台湾地区、韩国和新加坡经济发展成就十分突出，被誉为“亚洲四小龙”。

随着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深化，雁阵模式的完善，更多的国家迈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首先是香港、台湾地区、韩国和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其次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等“四小虎”。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经济获得快速发展。随后，越南也开始进行改革，经济也出现了快速发展。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呈现阶段性波浪式继起现象，整个区域发展充满了活力。

东亚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特点：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高储蓄和投资率、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以及其他良好的公共政策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在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过程中，东亚以发达国家作为出口市场，采取高关税等政策抑制内部消费。从而导致内部投资与消费关系长期失衡，国内市场相对狭小，市场规模扩展受到抑制，市场发育不充分，导致经济发展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东亚的社会也逐步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农村居民不断涌向城市，在城市寻找工作，逐步在城市定居生活。作为后发国家和地区，许多政府在积极吸收资本主义的成功发展经验的同时，也吸收了社会主义有价值的因素，使得在经济快速发展转型过程中，社会紧张关系得以缓解，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总体而言，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特别是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等在处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方面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加大教育的力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这些社会领域的投入提高了广大人民的福利水平，同时也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发展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六、七十年代，东亚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政治发展模式上主要是威权发展模式，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是政治强人。由于巩固政权的压力，以及日本的示范效应，东亚很多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发展经济的动力很强。政府对发展经济持十分积极大态度，主动培育市场，积极开展招商引资。政府行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维持多年的威权政治体制逐步不适应发展的要求，政治现代化压力越来越大。有的国家和地区面对新的形势，在政治体制方面进行了改革和调整。韩国、台湾地区在推进政治现代化方面比较突出。例如韩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从李成晚、朴正熙威权专制时代逐步向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等民主时代不断转换，民主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走出了一条相对较为成功的政治民主现代化的路子。台湾在蒋介石、蒋经国时代明显是威权专制体制，但是在蒋经国执政晚期，放开了党禁、报禁，政治民主化迈上了快车道。但是由于受历史传统、文化传统，以及国际政治的影响，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并不十分顺利，并不是非常成功。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完成政治民主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现代化受到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影响，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延迟了国家现代化进程。

九十年代初，有两大因素对东亚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一是日本泡沫破灭，日本为摆脱经济停滞，开始长期实行零利率，以及对日元汇率的策略性考虑，日本怂恿日元套利交易，导致东亚地区资本流动过剩。另一方面由于受欧元流通预期的不确定性影响，以及美国强势美元的周期性策略政策，美元不断高估。加之九十年代初，东亚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汇率采用直接和间接与美元挂钩。在资本流动过剩，本币币值不断高估的情况下，有的国家还较早得放开了资本项目的自由可兑换。于是大量资本流向东亚很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入比重过大。相对于区内狭小的资本市场，过量的资本难以容纳，资本流向房地产等领域。最终，导致经济过热，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涨。1996年、1997年先后有一些国家开始发生财政、金融问题。1998年金融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金融危机的传染性又导致危机向多个国家蔓延，最终导致区域性系统性的亚洲金融危机。一些不公正的国际金融组织的不当行为和一些不负责任大国的壁上观行为，进一步放大了金融危机。导致一些国家经济一时间倒退几十年，国内政治动荡。危机经过数年时间才得以平息、恢复。

亚洲金融危机使各个国家和地区开始反思，区域一体化发展成为区域内各个经济体开始认同思路。从而，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快速发展。范围从10+1到10+3，从《清迈协议》开始，金融货币、贸易、投资一体化均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不断持续向前推进。特别是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开始运行，标志着东亚区域合作已经迈上了新台阶。东亚区域一体化成为过去一、二十年东亚发展最大的特点。

但是，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于欧盟或者欧元区的一体化发展。东亚国家和地区差异很大，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结构、人口规模等差异性非常之大。在经济方面，日本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强国，韩国、新加坡、香港经济十分发达，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则明显是发展中国家，而柬埔寨、老挝等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在产业结构方面，日本、韩国、中国产业体系全面、广泛，而另一些国家产业十分单一，如文莱石油和天然气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多，老挝则主要突出于农林产品。产业分工水平也是高低不同。在政治制度方面，各国差异也是非常大。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之间还存在领土、河流、水域等争端。在差异性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