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地区的国家民族独立较早，在十九世纪初就获得了国家的独立，仅比美国独立晚二、三十年，但是二百多年来来美国与拉美的发展差异大相径庭。拉美在发展的过程中，有过辉煌，但是更多的是教训，乃至“拉美模式”、“拉美陷阱”成为描述拉美发展经验教训的流行词。拉美国家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值得汲取。

相比于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东亚地区，拉美地区人地矛盾相对宽松，资源也比较丰富。正因为矿产资源丰富，这里成为欧洲早期殖民者殖民的最主要的目的地。欧洲殖民者给拉美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不仅仅是对资源的掠夺、对人种的灭绝，更重要的是对拉美经济社会畸形发展模式造成了历史性的伤害，使拉美地区走上了畸形发展道路。尽管受殖民者的伤害，但是拉美人民近两百年来仍然不懈地探索、奋斗。

在工业化方面，拉美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可以划分为明显的三个阶段：初级产品出口阶段(1870～1930)、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1930～1982)和外向发展阶段(1982年以后)等三种发展时期。1870年代拉美地区开始出现了现代制造业，可以说是拉美国家的工业化的起始点，为了经济发展拉美国家形成了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导向模式。20世纪三十年代，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拉美国家转向进口替代发展模式。1982年以后，拉美国家又走向外向型发展模式。拉美国家的发展模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主要由于受民族国家内部利益集团不平衡发展影响致。相比较而言，拉美工业化在战后获得了一个高潮发展期，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拉美各国工业化起步时间不同,形成一种波浪式发展趋势；二是1970年代拉美国家普遍实行“负债增长”战略,以借债投资推动工业增长。但是这种工业化主要是依靠数量的扩张，并没有质的提升，没有国际竞争力的增强。80年代之后，拉美工业发展处于一个挫折期，而不是进入后工业化时期。拉美的工业化走过风风雨雨的一百多年，但是总体上没有形成独立的、完备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工业，十分可惜。

在农业现代化方面，拉美国家主要是在保持大地产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农业机械化、化学化、绿色革命等来改变传统农业的经营形式,通过所谓“资本主义局部渗入”方式来改变农业部门的生产关系。由于土地资源丰富,不断地扩大农业边疆也是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在这种农业现代化模式下,大地产实行产业化经营,土地向少数农场主集中，中、小农被排挤出农业,过早地进入城市,农村生产能力没有有效地发挥出来。

在城市化方面，拉美地区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拉美国家城市的诞生是畸形发展的产物,早期城市布局不合理，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不协调。20世纪30～90年代,拉美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欧洲城市化率从40%上升到60%用了50年的时间,而拉美仅仅用了25年。原因在于城市对人口聚集有许多吸引力，同时农村地区实行大地产制度，土地向少数人集中，农村缺乏经济发展机会，农民纷纷失业，被迫流向城市，加之人口爆炸性增长，导致拉美地区城市人口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拉美许多国家城市结构不合理，大城市往往集中了全国人口的20%～50%，导致大城市太大，小城市太小，缺乏中等城市。由于城市缺乏足够的产业支撑，许多城市居民无法找到工作，就业不充分，城市贫困化率比较高,城市问题十分突出。例如2002年，巴西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82%，但贫困人口却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4%，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不匹配现象十分严重。

在社会转型方面，拉美地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处于社会分层的初级阶段,商业和土地精英占主导地位,现代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出现。20世纪40至50年代，处于社会分层加速期,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基本成型。20世纪60至70年代处于社会分层巩固期,拉美国家已经形成一种与先进工业国“相对趋同”的阶级结构。20世纪80年代以后，处于社会分层反复期，中产阶级收入、生活水平以及社会地位出现下降趋势,贫困率急升,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

在政治现代化方面，拉美国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独立初期至20世纪初期约100年左右为第一阶段，主要是由追求民主到建立起专制独裁的全国性政权,由乱到治,逐步形成稳定局面的阶段。第二个阶段从1910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墨西哥革命为起点,经历了民主与独裁交替的阶段。职团主义创造了一种新的民主形式,但只有墨西哥获得成功。军政府有两种,一是发展主义的军政府,二是传统的军政府。第三阶段从1978年至今,处于还政于民时期。民主又得以恢复。但进入90年代以来的10多年间,拉美各国的政治与社会动荡日益加剧,这种政治与社会的冲突是民主价值与市场价值冲突的集中表现,当市场化改革导致经济与社会严重不公时,代议制民主的外壳就失去了吸引力。

在收入分配方面，拉美国家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各阶层收入差距十分悬殊，收入差距成为社会动荡的重要根源之一。例如巴西，1960年10%最富有阶层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39.6%,而40%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仅为11.3%；到1970年，前者比重上升为46.7%,后者比重下降为10%；到1980年，前者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至47.9%，后者的比重进一步降至9.8%。拉美许多国家没有处理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产生了很多经济、政治、社会问题。

以上情况说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注重国家现代化的战略设计，必须统筹考虑方方面面因素，坚持科学发展，科学推进。一是有必要处理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工业化要与城市化协调发展，城市化过度领先于工业化，或者工业化过度领先于城市化，过或不及都会产生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二是有必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经济发展往往产生不稳定结果，需要社会稳定作支撑。后发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注重社会发展，有必要把培养中产阶级或者中等阶层做大做强，从而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社会基础，以保障经济发展成果。三是处理好收入分配的关系。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蛋糕”越做越大，与此同时如何合理切分“蛋糕”也越来越重要。拉美国家在收入分配的过程中，由于受国内分利集团的影响和制约，国民收入分配向少数人倾斜，地区分化、城乡分化、阶层分化进一步加剧了民居收入分配的差距，从而为社会不稳定奠定了动荡之源，教训十分深刻。三是政治现代化必须理性设计，审慎实践。政治民主现代化是各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但是各国历史和文化传统不同，社会结构不同，起点不同，政治现代化并不存在统一的公式或者标准答案。只有基于本国的实际，持续推进，这方面东亚的经验教训倒是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