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9月4日-5日举行的G20杭州峰会是我国继2014年APEC峰会后主办的又一项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峰会，而且无论从成员国代表性、讨论议题覆盖面还是峰会成果丰富度看都远超前者，这使得G20杭州峰会成为我国近年来举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国际峰会，也为我国向世界经济复苏贡献“中国力量”，对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G20成员基本囊括了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86%，在全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以G20为代表的国际多边对话平台在各国协调宏观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以及推动贸易投资发展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因此近年来G20峰会的举行也得到了各国的重视和积极响应。但随着危机后各国经济调整步伐不一，宏观政策取向分化，加之国际经济政治大格局调整背景下，各国间利益关系日益错综复杂，G20在全球经济发展和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一是G20成员利益分化。不同于危机爆发后各国普遍以刺激经济、稳定信心为首要任务，当前尽管世界经济复苏依然乏力，但已呈分化之势，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企稳迹象，尤其美国经济复苏动力明显恢复，货币政策逐步向正常化回归，欧日经济虽然复苏缓慢，但也相对稳定。而作为危机后拉动世界经济走出衰退泥潭的首要动力，新兴经济体目前面临着增长放缓、结构性矛盾凸显以及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调整、地缘政治冲突不断等外部风险上升的困境。因此，G20成员间利益和诉求不同导致分歧加大。比如在之前的G20峰会中，新兴经济体希望美联储调整退出刺激的政策，以减轻对它们经济的冲击。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则回应称，新兴市场的问题主要是国内原因造成，新兴市场需要自己采取措施，整顿财政和推进结构性改革。

二是G20作用弱化。成员间利益分化无疑加大了各国在G20框架下达成一致的难度，也削弱了各国在落实G20声明或联合公报中所做承诺的意愿和主观能动性，从而使近年来G20无法像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起到那样显著的作用。比如在IMF份额和治理改革议题中，尽管G20多次重申尽早实施该改革方案是“最优先任务”，但由于美国等西方成员国拖延履行其国内法律程序，导致改革方案的审批程序在拖延五年后才得以通过。而且，G20作用弱化还与其机制的缺陷有关，G20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机制，并不是依据国际条约或其他适用的国际法法律文书成立的国际组织，不具有法人资格，也没有常设机构对承诺进行执行和监督。因此，尽管G20组织的松散性有利于在危机时期兼顾到各成员国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多样性、文化传统的多元性以及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将各国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但随着各国形势和利益取向的分化，G20对成员国缺乏硬约束的缺陷成为导致其作用下降的重要原因。

三是G20议题泛化。随着全球形势的变化，G20议题也不断拓展，G20峰会从最初的应对金融危机，到改革国际金融秩序，加强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再到如何实现更加强健均衡的增长，以及环境、气候问题、食品、人员安全问题、地缘政治问题、青年就业问题等诸多领域。这既是G20适应时代变化发展，及时应对全球经济出现的新热点、新问题的表现，也是一种在原有议题难以取得显著进展，转而寻求在其他领域寻求突破的无奈选择。尽管如此，G20议题泛化可能导致进一步削弱其在推动核心议题方面的效果和作用。

因此，在当前形势下，G20面临的任务一是要继续发挥平台作用，增强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求同存异，力争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完善全球治理等核心议题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另一方面要加强自身体制机制建设，聚焦议题，积极探索新的管理模式，除了为各国提供对话的机会之外，更应达成一种解决国际社会系统性问题的合作框架，力争在保留组织包容性的同时，在制度化与获得法律效力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G20杭州峰会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通过“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和“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等议题的设置，不仅为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开出了“中国药方”，而且为G20的发展进一步明晰了方向。

一是增能添力，挖掘世界经济新的增长动力。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是G20的核心任务，也是过去几届峰会的核心议题。各国政策实践已经证明，非常规和周期性的政策难以提高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必须将政策重点由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的调整和结构性的改革，激发市场的活力和创造力。G20杭州峰会将“创新增长方式”确定为峰会重点议题，这是G20首次聚焦全球增长的中长期动力。同时，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增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进结构性改革和全球经济治理完善，引领全球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也无一不是为提高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增能添力的有效举措。目前各国已就制定G20创新增长蓝图达成原则共识，并将在创新、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领域制定系列具体行动计划，这将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开辟新路径。

二是建章立制，推动峰会成果得到切实有效落实。好的政策得不到落实也仅是一纸空文，而好的规则制度设计则是确保政策落到实处的有效保障。杭州峰会切中G20作用弱化的关键，注重规则和制度建设，并力求有所突破，这也为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提供了有益探索。在结构性改革方面，杭州G20峰会推动各国不仅要确定结构性改革的优先领域、指导原则，而且要建立一整套衡量改革进展和成效的指标体系，从而有利于将各国政策落实情况进行量化衡量，这在G20历史上是第一次。在贸易投资领域，杭州G20峰会推动各国制定全球首个多边投资规则框架，确立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从而有利于打破当前国际投资为各种双边协定分割的局面，促进于全球跨境投资合作的发展。此外，杭州G20峰会还通过打造推动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尽早生效、深化国际金融架构改革以及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等峰会成果，力求使相关政策协议切实落到实处。

三是添砖加瓦，向国际社会提供中国特色的国际公共产品。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兼具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诸多特征，这也使中国可以成为发展中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沟通桥梁。此次杭州G20峰会是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多的G20峰会，而且将发展问题摆在二十国集团峰会议程突出位置，体现了中国作为两个世界外交大使的桥梁作用。同时，为了达到推动世界经济在未来五年内额外增长2%的目标，G20各国在此前的峰会中一致认同基础设施投资对扩大需求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就全球基础设施倡议达成共识。中国将“一带一路”建设、国际产能合作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融入峰会，为全球基础设施联通、支持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以及全球创业创新发展加入了中国元素，为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