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去已经将近十年，但全球经济仍然没有彻底从危机之后的余震中整体复苏。金融危机不仅仅给全球经济发出虚拟经济过度繁荣的警告，更是引导人们对过去大稳定时代经济政策遗留后果做出检讨。同时，拯救金融危机行动本身也给世界经济、政治协调施加了影响。可以说，后金融危机已经呈现全球经济扩张大幅放缓、全球经济进入“分蛋糕”阶段、全球金融市场投机性明显上升、贸易全球化速度明显放慢、贫富差距拉大的影响从经济领域传导至政治领域等五个短期内难以扭转的趋势。

一、全球经济潜在增长能力大幅放缓

从经典的索洛增长模型入手，会发现资本、劳动力、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已经在后危机时代出现了趋势性变化，这些变化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步入低增长阶段。

（一）劳动力

在20世纪60-70年代，全球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陷入低谷。1967年，全球15-64岁人口占比降至56.8%。之后受益于20世纪80年代“婴儿潮”（特别是中国此时间段内的高出生率），全球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开始迅速上升，到2013年达到历史顶点65.8%。随后，开始缓慢下降。所以说，全球已经在2013年跨过人口结构拐点，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会持续缓慢下降。人口结构的变动直接影响了经济增长动力。

（二）资本

拯救金融危机所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应该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货币实验，大量流动性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进入经济（虚拟或者实体）。市场流动性充沛已经是毋庸置疑的现实。但与此同时，社会投资量没有明显增长甚至趋于下降。截至2016年上半年，美国上市企业资产端持有现金及等价物的占比仍处于历史高位，股利支出增长的同时，资本支出却呈现下滑趋势。这都反映出企业产能投资意愿仍然明显不足，而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的普遍下降具有最直接影响。

如果将全球经济看作一个公司，那么资产收益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可以代表社会投入资本的产出回报率。全社会投入的社会总资本（总财富）作为分子，GDP则是分子产出的代表。在极度宽松的货币环境下，货币数量加速膨胀，资产价格逐渐上涨，分母明显增大。而在危机后恢复期，全球GDP增长没有加速，分子增长并不明显。所以，社会投资回报率整体趋于下降，这是货币极度宽松的直接后果。

（三）劳动生产率

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加速发展阶段，全球经济的劳动生产率随着新兴国家不断加入全球市场、分工深度逐步加强而不断提高。传统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提升主要依靠自身的科技进步，新兴国家的生产率提升则主要依靠全球化分工带来的技术模仿、学习。但是金融危机之后，这种情况发生改变。

从整体上看，在信息技术革命对技术进步带动作用逐渐消退的背景下，全球新的主导型技术领域尚未形成，世界技术进步速度正在减缓。信息技术领域研发活动在整体技术创新中占有显著地位，但增长速度显著下降，而生物工程和医药技术、新材料（纳米科技）及其应用等其他高新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活动也表现出同样的下降趋势。

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明显放缓，从而劳动生产率提升也随之放缓。以美国为例，金融危机之后，Malmquist指数衡量的全要素生产率、以R&D占GDP比重以及专利申请量衡量的科技进步明显放缓，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的恢复情况弱于之前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不振和2000年初互联网泡沫危机。虽然美国的页岩气革命也算技术创新，但其影响力仅限于供给端，还不足以辐射至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信息技术革命给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带来变革相比，还不能算是一场革命。

在发达国家科技进步放缓的同时，新兴国家正处于从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过渡阶段，从发达国家获取的可供模仿的技术已经趋于减少，而自主创新尚未能形成气候。所以，新兴国家的技术进步乃至劳动生产率进步比全球化加速阶段已经减弱。

二、全球经济“做大蛋糕”难度加大

在后危机时代的第一阶段，发达国家经济进入动荡调整期。美国、欧盟和日本采取历史罕见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提振经济，甚至央行直接购入资产以便快速修复企业、家庭的资产负债表。经过五年左右时间，美国经济在跌跌撞撞中逐步复苏，企业、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基本修复完毕，经济主要指标脆弱向好，美联储重启加息周期；欧洲三大主要国家艰难向好，英国、德国趋于正常状态，外围国家虽已经迈过衰退低谷但经济仍未显示出明确趋势；安倍经济学并没有给予日本经济持久发展动力，偶尔出现的向好苗头仍然难以抵挡其内生动力缺失的力量。

在后危机时代的第二阶段，发达国家初步从增长低谷中微弱复苏，但代表性新兴国家却又开始出现增长放缓态势。金砖五国中的资源型国家，如巴西、南非、俄罗斯，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跳水、外部需要疲软、国内产业结构单一等因素共同影响下，经济增长严重放缓甚至出现衰退。已经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大国的中国，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进入关键阶段，改革纵深艰难推进，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增速明显放缓。而印度在新总理上台推行改革后，虽然呈现出好于其他国家的增长态势，增速仍能保持在7%以上，不过其面临的内外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拖累其经济增长。总体来看，在发达国家复苏向好后，新兴国家陷入困境。

这种复苏状态的更替与其说是各国经济增长动力、复苏能力强弱的对比，不如说是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做大蛋糕”的困难明显增加，“分蛋糕”意识逐渐强烈的后果。而“做大蛋糕”困难明显增多，根源在于从全球范围看，支撑增长的经济要素已出现趋势性变化。

三、全球金融市场投机性明显上升

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上危机之后实体经济增长乏力共同造成了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下降。当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开始下降时，资金持有者就要开始积极寻找更高收益，随之而来的就是高风险。于是，不同国家和不同金融市场交替涨跌成为明显特征。

后危机时代第一阶段，发达国家复苏乏力而新兴国家增长情况相对较好，于是新兴市场成为资金持有者的投资标的，新兴国家股市、债市平均回报率增长明显好于发达国家。当进入后危机时代第二阶段，新兴国家经济增长开始疲软，美国、欧元区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重新成为资本流入地，国际资金持有者重回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寻求高回报投资机会。

与此同时，在后危机时代，经常出现的另一现象就是大宗商品市场、汇率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且呈现交替大涨大跌的情况，国际资本流动加速，汇率波动加大。在追逐风险收益的过程中，资金炒作快速切换，整个市场投机性上升。也就是说，后危机时代，金融市场在一系列综合因素影响下，衍生出新特征和新风险，刷新人们对金融市场的认知。

四、贸易全球化速度明显放慢

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全球化开始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在世贸组织的基本框架下，流通领域中国际交换的范围、规模、程度明显增强，引发了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了产业在各国之间的梯度转移。在金融危机之前，全球贸易的范围和规模日益扩大，并且还出现了新的更便捷、更灵活的贸易方式，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日益加深，各国对出口贸易的依存度也在不断提高。

然而受危机影响，全球贸易出口数量和价格在2008-2009年大幅跳水。虽然之后再次回升，但数量增速趋于放缓，价格指数再次大幅下挫。此时，贸易保护主义论调再次走强。根据商务部统计，2016年上半年，中国出口产品共遭遇来自17个国家（地区）发起的65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同比上升66.7%，涉案金额85.4亿美元，同比上升156%。其中，反倾销案件46起，反补贴案件13起，保障措施案件6起。而在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国家中，立案数量最多的是美国和印度。贸易保护主义在后危机时代全方位抬头，代表了主要国家应对全球贸易增速放缓“以邻为壑”的政策取向。

五、贫富差距拉大的影响从经济领域传导至政治领域

201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经合组织成员国收入分配不公程度已达近30年之最。根据报告，在经合组织国家最富有的10%人群收入已是最贫困的10%人群收入的9.6倍，而2000年这一比例是9.1倍，20世纪80年代时则为7.1倍。根据美国的数据，1929年，美国最富有1%人口拥有全国财富的50%；1976年，最富有1%人口拥有全国财富下降至24%；2014年，美国贫富差距悬殊程度已超过1929年的水平，最富有1%人口拥有的财富已经超过全国财富的50%。而瑞士信贷银行发布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也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全球1%的人口现在拥有全球近51%的财富，全球的贫富差距都在进一步的拉大。同时应该看到，贫富差距拉大是近二十年来一直悄悄发生的现象，但金融危机通过货币宽松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

后危机时代，实体经济增长放缓与货币极度宽松并存，货币环境有利于资产价格上涨，这导致依赖于实体经济获取工资性报酬的中低收入阶层财富增长放缓，而依赖于高风险高回报财产性收入的高收入人群财富增长加速，贫富差距进一步加速拉大。而长期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不仅影响经济健康发展，还带来社会与政治问题。欧洲内部左翼势力、民粹主义抬头以及美国大选的特朗普现象都是贫富差距扩大的影响从经济领域传导至政治领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