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日追赶美国经济的比较分析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整整35年了。在这35年中，我国经济获得持续快速发展，GDP总量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当年价）快速增长到2013年的566130.2亿元（当年价），年均实际增速（1979-2013）为9.75%，GDP总量从世界排名第15位跃居世界第二。但这只是横向的总量比较和纵向的自我比较，如果做人均GDP的横向比较，我们会吃惊地发现，我国前进的步伐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我们以美国作为参照系，将我国人均美元GDP与日本进行比较，以人均美元GDP基本相同的年份为基期，用同样的时间长度对两国追赶美国的增长效果作对比。如表1所示，我们选择改革初期的1980年作为中国的基期，这年中国的人均GDP为193美元；选择1951年作为日本的基期，这年日本的人均GDP为196美元。比较时间段均为30年，即中国为1980-2010年，日本为1951-1981年。

从1980年到2010年的30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1981-2010）为10.05%，为相同时间段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但2010年我国的人均GDP在全世界仅排在95位。而日本从1951年到1981年的30年间，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8.7%，但人均GDP已位居世界前列。以美国人均GDP作为参照系，中国追赶30年人均GDP由占美国的1.6%提高到9.5%，占比提高4.9倍；而日本追赶30年人均GDP则由占美国的8.9%提高到76.4%，占比提高7.6倍。是什么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增速明显快于日本，而与美国距离缩短的速度却明显慢于日本呢？

表 1：  用美元计算的中、日、美人均GDP指标对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二、中日追赶美国经济效果差异的因素分析

下面将对影响中日两国追赶效果的各因素进行分析，这不仅能够弄清楚造成中日两国追赶美国效果差异的原因，对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也有重要意义。

如公式（1）所示，影响目标年人均GDP占美国比例的因素，除了本国GDP实际增长速度和美国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外，还包括本国和美国的GDP平减指数（价格因素）、人口增长率以及汇率变化。因此，我们分析造成我国追赶效率极低的原因，必须对物价因素、人口增长因素和汇率因素对人均GDP的影响进行分析。

说明：GDP_PC(t)代表目标年人均GDP（美元），EXR(t)代表目标年本币对美元汇率，GDP（t）代表目标年现价GDP，POP(t)代表目标年人口。EXR_BASE代表基年本币对美元汇率，GDP_BASE代表基年现价GDP，POP_BASE代表基年人口。R1代表汇率累计变化幅度，R2代表GDP累计实际增速，R3代表GDP累计平减指数，R4代表人口累计增幅。

1、价格因素使中国追赶效果提高约0.3个百分点

人均GDP指标是一个现价指标，必须考虑价格因素（GDP平减指数）的作用。1951年到1981年，日本GDP平减指数年均为7.15%；1980年到2010年，中国GDP平减指数年均为5.44%。在各自的追赶期间，日本GDP平减指数比中国GDP平减指数年均高出1.7个百分点，从这方面看对中国追赶不利。而美国1951年到1981年的GDP平减指数年均为5%，1980年到2010年的GDP平减指数年均为3%，因此，美国的GDP平减指数在日本追赶期间比在中国追赶期间年均高2个 百分点，对中国追赶有利。去除日本追赶期间GDP平减指数高于中国的1.7个百分点，价格因素增加中国年均追赶速度约0.3个百分点。这说明GDP价格指数有利于中国用美元计算的人均GDP的追赶。

2、人口增长因素使日本追赶效果提高约0.08个百分点

人口增长率对人均GDP也有影响。根据官方统计，1980-2010年中国人口平均增长率为1.05%，美国人口平均增长率为1%； 1951-1981年日本人口平均增长率为1.07%，美国人口平均增长率为1.1%。在各自的追赶期间，人口增速日本低于美国0.03个百分点，中国高于美国0.05个百分点，对中国人均GDP的追赶不利，但不利因素仅有约0.08个百分点。

3、汇率因素使日本追赶效果提高约6.45个百分点

在各自的追赶区间中，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1.5︰1贬值为6.77︰1, 贬值78%，平均每年贬值4.6%；而日元兑美元汇率由360︰1升值为227︰1，升值58.6%，平均每年升值1.55%。中日汇率变化年均增速差距高达6.45个百分点，远远高于其他因素的影响。显然，以美元计价的中国人均GDP增速明显慢于日本的主要原因是汇率变化。据测算，如果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按照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变化速度，2010年以美元计价的中国人均GDP会是实际值的7.2倍，达到2010年美国人均GDP的68.5%，而不是9.5%。

4、美国经济增速使中国追赶效果提高1.5个百分点

美国经济年均增速在日本追赶期间为4.2%，在我国追赶期间已降为2.7%,显然有利于中国追赶，提高中国追赶的相对速度约1.5个百分点。

综合考虑上述四因素影响后，得到中日两国与美国人均GDP年均接近速度分别为4.83%和8.23%,显示日本追赶效率比中国高70%。

表 2：   中日人均美元GDP增速及与美国接近速度（%）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三、制约中国追赶效果的因素分析

1、过度追求高速度导致增长的低质量和低效率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增长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就是排浪式增长，即由消费需求的一轮轮升级带动的一个个经济高速增长期，就像大海的波浪一浪高过一浪，需求的档次越高经济高速增长期越长。这种排浪式增长方式的优点在于以需求为导向，增长速度比较快，其缺点在于供给建立在主要技术和核心零部件对外依赖的基础上，导致外汇的短缺和汇率的持续下跌，在几轮高增长后为维持这种高增长又主动实行低汇率政策以促进出口。这种增长方式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结构的不断失调，也造成对失调产业结构的依赖，抑制了产业升级和协调发展，是一种低效的增长方式，导致我国快速经济发展下的实际效果大大落后于日本。

2、汇率高低由产业结构的高低决定

日本经过30年追赶到1980年已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无论是产品档次还是技术水平，基本上可以和美国相抗衡，而不需要在初级产品市场与不发达国家进行竞争，从而使日本摆脱了粗放的数量型增长方式，进入产品的精深加工、研发创新和资本技术输出阶段，尽管日元不断升值，并不影响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凭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强大国际竞争力获得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由于长期依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产业升级缓慢，产品科技含量低，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土地、资源价格的上升，原有的竞争优势逐步丧失，一旦汇率升值就使大批外向型企业面临灭顶之灾。目前我国经济处在两难选择中：国际收支顺差要求人民币升值，而大批外向型企业产品的低端型无力承担人民币升值的后果，政府也不愿看到人民币升值造成企业的大面积破产引起经济滑坡和就业困难。我国的经济结构已经绑架了人民币汇率。

3、日本科技教育水平远高于中国

虽然我们选择的基期人均GDP基本相同，但日本在二战前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人均GDP较低是受战争破坏所致，科技和教育水平则远高于中国，因而日本产业升级速度大大快于中国。此外，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很多先进技术和设备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封锁，而日本则不受封锁。这是中国追赶效果落后于日本的客观原因。

四、提高中国经济追赶效率的政策建议

1、把提升产业结构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

目前，我国继续通过数量扩张实现经济增长的空间较小，而且容易导致路径依赖，造成大量劳动力的技术沉淀和转移困难。通过各种教育、培训手段，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技能，把低知识水平、低技能劳动者提升到高技能的劳动岗位上，通过提升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实现更高层次的竞争，是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首选。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适当偏紧的宏观经济环境。

2、加快资源要素价格的改革

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合理与否，取决于要素价格是否合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也需要一个合理的要素价格体系。我国目前存在的产能过剩、创新能力不足和结构失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要素价格扭曲造成的。例如由于行业收入的巨大差距导致大批高素质人才向少数高收入行业集聚，造成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能源和运输价格过低导致生产力布局过于集中在沿海地区，造成大量无效运输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落后；资金价格过低导致过度投资、重复建设和房地产泡沫，遏制了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因此，应当加快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尽快扭转资源要素配置扭曲的局面，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和产品升级，促进经济增长质量和产业结构的全面提升。

3、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

企业对于市场的走向、各种生产要素价格的敏感性远远高于政府，企业精于计算成本、精于开发最盈利的产品，有着充分的内在发展动力。因此，不仅要改革行政审批体制，还应禁止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不允许政府给企业下达经济指标，应把生产、经营、研发、投资和资产转移的自主权完全交给企业，在理顺资源要素价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这是实现产业快速升级的关键。

4、弱化GDP指标，强调科学发展

实践已经证明，以经济增长速度最大化为目标的发展方式，必然使资源配置向高利润行业倾斜，造成产业结构的失调，使经济处在不断的结构调整之中，这种发展方式既造成产能的浪费，又造成人力资源的频繁流动，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必须正确理解“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把科学发展作为硬道理，把协调发展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不再把保持发展速度作为硬道理。中央要改变GDP为主的考核制度，更加重视提高GDP增长的质量，改进和完善考核指标体系。

5、善于利用经济危机

只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经济危机就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经济危机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形式，也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形式。宏观调控应一方面用于防止经济过热导致危机，一方面用于控制经济危机对社会的过度冲击。绝不能通过宏观调控消除国内经济危机，更不能通过宏观调控去拯救国际经济危机。对社会主义中国来说，世界经济危机恰恰是打破西方技术和投资封锁的机会，危机越严重对我们长期发展越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