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这一页翻过，全球经济逐渐向常态回归。主要发达国家可能走出过去三年的低增长，步入缓慢复苏与增长的新阶段。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全球经济或从2013年2.5%的增长加速至2014年的3.1%左右。在增长回暖的同时，2014年结构性改革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将是渐进式的，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不大可能出现转折性的变化，财政政策紧缩也不至于影响经济复苏，而新兴市场经济或受美联储量宽缩减的干扰，但重陷危机的可能性不大。2014年或是一个改进版的2013年，即低风险、低增长。但就全球现况而言，一个持续的边际改进已经可称得上是革命性了。

全球经济：边际改善

展望2014年，全球出现导致经济停滞的尾部风险虽没有完全消除，但恶性发作的几率不高。欧债危机、美债危机、中国地方债问题，甚至地缘政治摩擦都有出人意料的可能，不过总体风险较一年前有所下降，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在内的三大政策走向将助力全球经济复苏。总体而言，货币政策不如2013年宽松，财政紧缩却会有所放松，结构性改革虽缓慢但仍有可能在全球的不同角落生根发芽。

虽然美联储已经决定自2014年1月开始减少购买债券的规模，货币政策仍将保持扩张性，完全退出量化宽松不会早于2014年三季度，加息的可能性则可能延宕至2015年。欧元区通胀下行至1%以下，欧洲央行仍有空间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降低资金成本，提高中小企业获得信贷的能力。日本政府将会按计划于2014年4月和2015年10月将消费税各提高3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这有可能扼杀经济复苏的萌芽，预计日本央行2014年夏天将启动新一轮的量化宽松。

2013年美国经济预期增长1.6%，远低于2012年的2.8%。据估算，2013年美国的“财政悬崖”大概影响了1.5%的GDP，类似的财政紧缩在2014年重复的可能性不大，只要能够较为平稳地越过财政雷区，2014年美国GDP有望增长2.6%。

欧元区财政紧缩程度有所降低，支持了经济的弱复苏，GDP将从2013年略为负增长加快至2014年的0.9%，然而，欧元区特别是欧洲小国经济复苏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财政和主权债务的可持续性。

全球经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均面临结构性改革的压力，改革顺序和执行力是关键。总体而言，任何区域的改革都将是渐进的。可持续的欧元区经济复苏需要更强有力的措施清理和整顿银行体系，包括在必要的时候对银行进行注资，同时推动主权债务和居民的去杠杆化。日本的供给改革着眼于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但尚无切实可行的计划。移民政策改革、鼓励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并终结大型公司雇员的终身制是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的应有之举，其他改革还应该包括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和服务业开放。

国际贸易：复苏滞后于经济

全球金融危机5年之后，国际贸易增长依然疲软，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普遍面临出口放慢问题，进口放慢则主要集中于美国及欧洲地区。

虽然发达国家经济正逐步复苏，但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来自非贸易部门（如房地产和服务业），汇率和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也正逐渐改变发达国家的贸易结构，这些因素将实际减少发达国家对于进口的需求。同时，发达国家对于自由贸易的支持也逐渐减弱，由于多年疲弱的国内经济增长，迫于保障就业的政治需求，国内对全球化及生产分工的讨论逐渐停滞。最后，由于全球化出现的贸易产品价格下降趋势也正逐渐消失，亚洲国家经济增长模式及出口结构的转型使得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生产成本的差距日益缩窄。

虽然全球贸易活动未来几年有可能渐从现今水平复苏，但是全球贸易增速仍将维持较低水平。2014－2020年期间，全球贸易年均增速预计为6.5%，仅略高于同期全球6.3%的名义GDP增速。虽然新兴经济体间的贸易增长将持续快速上升，受惠于贸易结构优化及旺盛内需刺激，但此类贸易总量仍然较低。

中国经济：有改革的增长

2014是中国改革重启元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涉及国有企业改革、土地改革和政府改革在内的内容广泛的7年改革计划，如果这一计划得以执行，无疑将是中国经济再造的过程。与世界其他国家缓慢甚至停滞的结构性改革进程相比，中国有潜力率先走出一条以改革带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路子，彻底摆脱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

如何实现改革与增长之间的有序对接是2014年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经过35年的改革和经济快速增长，进入攻坚阶段的中国改革或将是一个痛苦调整的过程，政府将在“短痛”与“长痛”之间权衡。适度地容忍增长速度的放缓，可以降低通胀的压力，加大改革的空间。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一个有改革的较低增长优于一个改革受到制约的较快增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2014年要努力实现不会带来后遗症的合理经济增长。增长的后遗症包括过度加杠杆化、过度依赖房地产和投资效率低下，一个合理的增长意味着去杠杆化、增加有效需求和提高生产率。然而，去杠杆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立竿见影，而增加有效需求和提高生产率则有赖于消除户籍城镇化的约束、开放服务业和推动创新，见效相对滞后。一个合理的改革顺序可以减轻改革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但经济的波动在所难免，应出台经济预案防止经济波动导致改革的反复。

根据花旗的预测，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或略低于2013年，为7.3%。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以下几方面将发挥关键作用：

首先是改革的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列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杠杆化的趋势将得到遏制，基础设施投资增长速度将放缓。

其次是资金成本升高的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消耗了大量信贷资源，信贷“挤出效应”推高了资金成本，去杠杆化有利于稳定资金市场，但需要时间。此外，利率市场化、通胀预期升高和美联储QE退出预期也推高了资金成本，房地产价格上涨则压缩了货币政策放松的空间。高财务成本抑制了加库存的动力，对2014年经济的负面影响将逐渐显现出来。

再次是出口的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由于全球贸易对经济的弹性下降，经济复苏并不必然意味着贸易的同步反弹。假如2014年出口能够以两位数增长，中国有可能同时实现改革与增长的目标。

最后是通过城镇化释放有效需求。中等城市是城镇化的突破口，逐步消除户籍制度、土地、社保、财政和金融等方面的制度约束可以释放存量需求，增加投资并创造工作机会。

（《陆家嘴》沈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