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正处于深度转型调整阶段，今后一段时间将是全球新一轮经济格局变革、政治版图塑造以及国际秩序重构的关键时期，这既是我国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国际各种潜在矛盾的凸显期和风险高发期。今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5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今后十年全球面临着地缘政治、环境、社会、经济和技术五个方面的28项挑战，尤其国家间冲突、极端天气事件等风险对全球稳定的威胁更加突出，未来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仍十分复杂严峻。

一、全球面临的主要风险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一）地缘政治风险居高不下恶化我国周边地区形势

达沃斯《2015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地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全球稳定的最大威胁。近年来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虽然总体保持稳定，但在与东海、南海以及南亚等存在领海、领土争端的国家间仍不时出现紧张局势，尤其是今后在我国崛起导致地区国家间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美国加紧推进重返亚太战略以挤压我发展空间的情况下，不排除我与相关国家争端进一步升级的可能。而且，随着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愈发活跃且呈现出相互交织的势头，“三股势力”将对与我国相邻的中亚、南亚地区国家以及我国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经济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此外，地缘政治风险高发还将对我国推进对外国际合作产生不利影响，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沿路沿线国家许多处于社会和经济结构转型时期，安全和发展方面普遍存在不确定性，尤其是地处中东、中亚、以及南亚这一“战略不稳定弧”的国家，由此带来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值得我国高度重视。

（二）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挤压我国环境资源空间

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极端天气频发已经成为影响全球稳定的重大风险之一。《2015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极端天气是今年仅次于地缘政治风险的第二大全球风险。去年世界范围内因环境和地区冲突原因所导致的难民数量达到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空间将受到进一步挤压：一方面，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但未来一段时期由于我国仍将处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的历史阶段，随着城镇化率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能源资源消耗将保持刚性增长，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仍在较长一段时间存在并可能短期内出现反复和加重。另一方面，作为碳排放大国，随着全球对气候变化问题日益重视以及各国围绕碳排放权争夺的竞争和博弈日益激烈，国际社会也将对我国承担更多减排责任赋予更大期望和施加更多的压力。因此，我国在如何协调好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以及争取碳排放权利和承担国际减排义务方面的矛盾将更为凸显。

（三）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加大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压力

尽管《2015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今年经济风险对全球稳定的威胁较之前明显下降，但其中也指出这可能是一种“控制错觉”，当前的世界经济复苏形势并非如预期乐观。去年来国际组织不断调降今明两年的全球增长预期，IMF预计“十三五”时期全球经济和贸易平均增速将维持在3.4%和5.6%左右，虽高于“十二五”的2.9%和4.3%，但明显低于国际金融危机前5年3.7%和8.3%的平均水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消失，粗放型投资驱动模式难以持续，以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型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搭乘传统全球化快车以吸引外资、扩大出口的机遇逐渐消失。特别是近两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已步入低增长的“新常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较危机前明显放缓，经济增长陷入“高失业、高债务”的困境。从中长期看，全球经济保持中低速增长态势难于较快改变，未来较长时间内都将处于调整中，这对我国长期依赖美欧市场的出口增长模式形成严峻挑战。因此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我国如不能及时加快技术创新，将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转移到依靠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力素质上来，那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将明显增大。

（四）全球治理变革举步维艰增大我国在国际规则构建中被边缘化的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进一步增多，客观上要求各国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完善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机制建设。但同时，由于世界经济复苏步伐分化，各国利益诉求和政策主张差异加大，导致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难度和复杂性也明显增加，尤其是发达国家不愿让渡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权，令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举步维艰，难以适应全球治理发展的客观需要。当前全球治理变革尽管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政治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不断提升国际地位提供了新的机遇，但由于发达国家仍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显著的政治、经济、军事及科技优势，我国短期内无法根本改变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治理的格局，从而可能令我国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处于权利与义务不相对等的局面。而且，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发达国家通过构建全球新竞争规则对我打压围堵的意图更加明显，如美国主导的TPP将我国排除在外，并将劳工、环境、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等非传统领域纳入并制定高标准，可能使我在新一轮全球化规则制定中处于被动和边缘化的地位。

二、我国应对全球风险的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政治经济，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对外开放步入新阶段的背景下，及时跟踪、分析全球风险的变化和发展态势，并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应对，不仅将有助于防止内外风险共振，为我国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而且也将有利于我国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中地位和话语权的提升，为此：

（一）加强增信释疑，防范化解地缘政治风险。一是加强对全球热点地区，尤其是与我利益相关地区安全、政治和经济形势的跟踪和分析，发挥驻外使领馆在获取当地信息方面的优势，及时对潜在风险事件及其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预警，并制定相应应对预案。二是加强我国与周边国家在安全领域中的合作，以“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和“亚洲新安全观”为指导，推动我国在化解和处理与周边国家领土、领海争端及打击“三股势力”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中争取更大的主动和国际支持。三是围绕推广“一带一路”战略的需要，对沿线沿路国家及其有关舆论进行梳理；在对外交往中有针对性地做好增信释疑工作，为“一带一路”战略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和合作氛围；通过相互间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实现我国与相关国家的利益融合和共同发展。

（二）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加速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转变。一是加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加快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产品出口，将“一带一路”建设与推动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产能有序向外转移相结合。二是加大对节能减排科技研发的支持力度，完善技术创新体系，重点支持节能减排共性、关键和前沿技术的研发与突破。三是完善节能减排经济政策，建立能耗强度约束与能耗总量控制相结合的倒逼机制，充分发挥价格、税收的杠杆作用，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理顺煤、电、油、气、水、矿产等资源产品价格关系，优化资源能源要素配置。四是围绕国际气候变化领域主动与各国开展务实合作，在国际谈判中积极表达合理诉求，承担与自身能力相适应的减排责任。

（三）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步伐，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一是要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和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变化趋势，加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抓住全球变革机遇。二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需求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的优化升级，为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增添动力。三是以创新驱动为导向，鼓励技术、理念、制度、机制全面创新，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同时充分利用我国现有经济发展成果，为创新提供人财物支撑。在拓展新竞争优势的同时，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四是进一步扩大开放，以适应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并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获取有利位势；同时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破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

（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发出“中国声音”。一是加强国际和区域、多边和双边等各个层面治理机制的合作，重点推动G20成为全球治理机制主要平台，促进全球多边治理机制的完善；二是积极维护WTO作为多边贸易机构的权威地位，反对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努力推动形成自由、开放、公平、公正的全球贸易投资环境和全球贸易投资体制；三是积极推进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包括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监管改革，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加强国际资本流动监管，推动形成多层次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络。四是强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间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五是加快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为引领和带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重点与东盟打造FTA升级版，创造条件推进中日韩之间的FTA谈判。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周边国家间的互联互通，推进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