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发出警告，今后五年中国将面临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和来自自然界的五大风险。这些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而很可能相互交织形成“风险综合体”，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习主席同时指出，中国的机会不多，窗口期不是无休止的，问题不会等我们，机遇更不会等我们。由此可见，防范各类风险的爆发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应该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以史为鉴，在百年一遇的世界大危机中反思同样是百年一遇的世界大萧条，从中应该可以获得收益。

一、大萧条的本质就是社会公平危机

1、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根本成因是美国社会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

中国古人有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句话用于形容现代世界经济的变化同样是正确的。在现代世界里，经济危机总是喜欢在人们毫无知觉的情况下突然降临。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伊丽莎白二世曾经发出疑问：“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注意到金融危机?”在羞愧难当之下,英国一批顶尖的经济学家主动致信给女王道歉：“抱歉，女王陛下，我们没能预测到金融危机的到来。”当时，英国经济学家的坦诚认错行动赢得广泛赞誉。非常遗憾的是，他们态度虽然好，但能力却没有提升。仅仅在道歉信发出不到半年之内另一场经济危机又爆发了，而且这场危机就在他们身边爆发，它就叫“欧债危机”。然而，这一次英国经济学家们连道歉的勇气都没有了！

话题似乎扯得有些遥远，下面焦点还是重新瞄准上一次全球性重大经济危机——大萧条。与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类似的地方是，大萧条再次证明了一个道理：越是重大的经济灾难，越是毫无征兆，越是容易在人们毫无警惕的时候出现。

上世纪2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美好时代。经过了“进步时代”洗涤，曾经世属罕见随时随处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几乎不见了，一个廉洁政府出现了，一个新型文官体系出现了，一个清明的社会出现了！与此同时，借助于自然资源充裕的条件，以及电力和钢铁业为依托重化工业潮流的兴起，美国技术不断进步，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经济一派欣欣向荣景象。1921年，美国工业生产指数平均值仅为67（1923年至1925年平均为100），但到1928年7月已上升至110，到1929年6月进一步上升到126。此时，美国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都对未来充满信心。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在1929年9月甚至向公众保证：“现在没有担心的理由。这一繁荣的高潮将会继续下去。”然后，前者话音刚落，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就突如其来地降临了。1929年10月28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股指暴跌13%。第二天，道琼斯指数一泻千里，暴跌22%，由此揭开了大萧条的序幕。在大萧条中美国生产总值降低了三分之一，成千上万美国人一生的积蓄在几天内烟消云散，吃野草根和捡垃圾中食物残余度日是当时大部份美国民众的真实生存状况。《光荣与梦想》中曾这样写道:“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能免于死亡。而死去的人连畜生都不如”。有学者指出，数千万人死于饥饿，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17%。更槽糕的是，在刚遭受了一战蹂躏的欧洲大陆，经济严重依赖于美国的贷款和投资，美国的崩溃立刻将欧洲也连带进去了，全球由此进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危机时期。

现在反思大萧条，我们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为什么经济学家们在重大经济危机爆发之前总是茫然无知？因为重大经济危机往往是由重大社会问题所引起。

大萧条的起因表面看是市场供需失衡，实质上是社会分配失衡。整个20年代，美国生产效率快速提高，而工人工资上涨却慢如蜗牛。从1920年到1929年，美国制造业生产率猛增了55%，而工人每小时的工资只上升了2%。相比之下，农民状况更加艰难。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跌、租税和生活费用的日益上升，农民的实际收入甚至为负增长。1910年，每个农场工人的收入不到非农场工人收入的40%，而到1930年时，这一比例已低于30%。很显然，整个20年代美国的胜利成果几乎全面落入极少数人的口袋，导致全社会消费能力增长速度微乎其微。到1929年，尽管有欧洲市场可以分流，但美国的消费品市场再也容纳不了增产的商品。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产能严重过剩了，再也不需要扩充厂房和设备了。数据显示，美国的投资额（按1958年价计算）从1929年的404亿美元降为1932年的47亿美元，降幅高达八成多。投资的急剧缩减则导致了生产资料生产企业的破产和工人的大量失业，而工人的失业又导致社会消费能力降低，进而引起了消费品生产部门工人的失业。如此一来，社会消费能力进一步下降，带来消费品销售额进一步减少，反过来使得投资进一步缩减。这两大部类愈演愈烈的相互作用驱使生产日益下降，失业率不断上升，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有关专家指出，美国呈现出了收入分配日益不均的趋势，至少在二十年代前后是如此。这就是说，这个时期人民群众的收入有所增长，而上层阶层的收入水平提高得更快。由于随着上层阶层高额收入的实现，他们的收入中节约部分增加得比消费部分快，也就出现了大富豪及其家族把积累的收入越来越多地作为投资的趋势。现在看来，那个时期如果收入分配能够变得更公平一些，大萧条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2、罗斯福新政的核心就是构建相对公平的社会制度体系

在笔者看来，美国的“进步时代”打造了一个相对公正的政府体系，而罗斯福新政时期则打造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体系，从而都成为改变美国发展轨迹的经典时期。

1933年初，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为美国第32届总统。上台之后，他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机的政策措施，历史上被称为“罗斯福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三R”来概括，即复兴（Recover）、救济（Relief）、改革（Reform）。

首先，复兴行动从整顿银行和促使金融业复苏开始。大萧条是由疯狂投机活动引起的金融危机而引发的，受伤害最大的行业就是银行业。罗斯福于1933年3月4日宣誓就任总统时，全国几乎没有一家银行营业，银行支票都成了“空头支票”，无法兑现。罗斯福总统在被称为“百日新政”（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期间推动出台了多项金融法律，对银行采取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在规范整顿基础上让对半数以上有偿付能力相对较强的银行尽快复业，从而恢复了金融秩序，稳定人心。公众舆论评价，这个行动犹如“黑沉沉的天空出现的一道闪电”。

其次，救济工作以多种形式开展。罗斯福上台之初，国会通过了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了联邦紧急救济署，将各种救济款物迅速拨往各州，全国1700多万失业人员及其家人因此收益，消除人群大规模饿死现象。第二年政府把单纯救济改为“以工代赈”，给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维护了失业者的自力更生精神和自尊心。新政期间，全美国设有名目繁多的工赈机关，最初成立的是以从事长期目标的工程计划为主的公共工程署和民用工程署。后来为了加大工赈力度，政府又陆续建立了几家新的机构。其中，工程兴办署和全国青年总署两家机构雇佣人员总计就达2300万，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以上。美国政府藉此修筑了近1000座飞机场、12000多个运动场、800多座校舍与医院，兴建了几十万个小型工程项目，包括桥梁、堤坎、下水道系统及邮局和行政机关等公共建筑物等。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最宏大、也是最成功的救济行动。也正是有了这次成功救济行动做实证，后来的凯恩斯经济学才声名远播。

最后，改革是走出大萧条的关键。罗斯福新政的前二部分内容，即复兴和救济，属于短期行为，所起到的是救急作用，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还是以促进社会公平为目的的制度改革。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为此，美国制定了《社会保险法》，建立了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金制度。保险金的来源，一半是由在职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当工人工资1%的保险费，另一半则由联邦政府拨付。1938年6月在罗斯福两次提交立法的咨文之后，美国国会通过《公平劳动标准法》（又称《工资工时法》），确定了最低工资制度和最高工时制度，极大地改善了工人的待遇，提高了工薪所得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也缓解工资对立的阶级矛盾。同时，为了解决社会保险制度的联邦经费来源问题，罗斯福还首创实行了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制，从而让社会财富分配变得相对更为公平。

在笔者看来，罗斯福新政取得的巨大成功不仅让美国走出了大萧条，为后来美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树立了一个以社会公平建设来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的典范，从而挽救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因此改变了整个世界。

二、“大萧条”对今天中国的启示

大萧条是上世纪30年代前后几年的事情，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发生地在美国，空间上距离我们也很远。尽管如此，当前的中国却面临着一些与美国大萧条时期非常类似的情景，我们不能对此掉以轻心。

1、当前的我国同样面临着供需严重失衡现象

长期以来，我国扮演了世界工厂的角色，国内的产能是为全世界准备的。但次贷危机爆发后，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深度调整，发达经济体提出“再工业化”和经济再平衡，发展中国家加速工业化。我国制造业要素成本快速提高，面临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双重挤压，过去为国际市场提高产品的产能现在大量需要国内市场来消化，使得我国产能过剩现象迅速变得非常明显。让绝大部分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产能都呈严重过剩状态，在世界历史上也属罕见。

当然，产能过剩是相对需求而言，如果市场需求能够明显增加，产能过剩就会相应缓解。然而从今年内外环境看，形势却不容乐观。国际上看，世界经济将正式进入“失去的十年”。2012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经指出“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措施，情况都会恶化。现在看起来，经济长期低迷好像还是一个乐观的前景。”四年时间过去了，这一论断现在几乎被人遗忘，它的结论却正在被进一步验证。次贷危机之后的前4年，全球力度空前的财政救市行动阻止了世界经济断崖式下跌，但也仅仅如此而已。其后5年全球进入力度空前的金融救市行动，又让世界经济苟延残喘维持了5年，但是以欧洲和日本的负利率实施导致全球股市暴跌为标志，宣告了全球金融救市政策的彻底失效。今天，全球传统经济依然处于调整之中，新的经济点还未形成规模效应，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效应消失之后，世界经济自然再次进入下滑轨道了。特别至关重要的是：多数政府再也无招可出了，未来世界各国的救市政策可能都将是心理安抚作用大于实际效果。从国内看，今年经济增长将进一步减缓，居民收入增速也将随之下降，消费很难出现大的突破，再加上普遍存在的高房价提前透支了大部分工薪阶层、农民工和部分农民未来10多年的消费能力，国内需求实在难以让人产生好的预期。

2、当前的我国同样面临着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现象

中国收入差距之大在全世界主要国家中排第一，收入差距比中国还大的国家都是一些边缘化的小国或者是一些典型的失败国家。美国收入差距在罗斯福新政之后一段时期大幅缩小，但后来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又逐步扩大，现在是发达国家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这也是引爆次贷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之一。但是，中国的收入差距之大还要远远超出美国。2010年世界银行公布的调查数据，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在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程度远大于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国际上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是基尼系数，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中国收入差距太大了，所以中国官方在很长时期内不敢对外公布基尼系数。201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我国2003年至2012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其后每年都对外公布这一指标数据。数据显示，我国基尼系数已经从2008年的最高0.491持续下降，到2015年降为0.462。然而，这一水平依然在全世界处于最高的行列，依然远远高于发达国家。

3、我国需要进一步加强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的制度建设

加强社会公平建设意义重大，它不仅有利于促进经济进步，更加有利于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当前，我国社会公平建设力度很大，习主席大力推动了反腐风暴，而且正在大力推动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建设，同时还将“共享发展”明确为“十三五”时期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之一。

下一步，我国应当要进一步加强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的制度建设，以尽快化解经济社会各类风险，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切实推动基本服务均等化和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让社会成员可以公平享受各类公共服务资源；尽快推动政府改革，减少由于行政权力导致的各级城市、乡镇发展的落差。

从罗斯福新政的成功经验看，实施工资改革和税制改革是建设公平社会的最快捷、最有效的手段。另外，其他国家经验也表明，居民收入差距较小的国家无一例外都建立了有利于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税收制度。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远不完善，而且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没有开征遗产税的国家。因而，加速推进税收改革应该成为下阶段改革的一个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