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是典型的跨学科概念，指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引起的劳动年龄人口与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相对变动，进而可能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当前关于印度人口红利、人口对经济增长作用的讨论日渐升温。研究发现，印度总人口即将超过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也更年轻，具备支撑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但“人口红利”并不必然转化为经济发展红利，要取决于经济政策及配套措施是否与人口基础相匹配。受产业结构、人口综合素质、社会文化和性别歧视等多重因素影响，印度大概率将错过人口红利窗口期，“空有人口、难有红利”。

一、印度人口发展评估

总的看，未来一段时期印度人口发展主要特征有：

（一）人口总量将在2063年达峰，峰值接近17亿人，总和生育率持续回落至1.7—1.8的平稳区间。

《世界人口展望2022》显示，2022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4.26亿人，印度人口为14.17亿人，预计在2023年印度人口将超过我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从预测看，2022—2050年，我国人口年均增速降至-0.30%，印度人口年均增速降至0.59%。从达峰年份看，我国人口总量在2021年达峰，峰值为14.26亿人；印度人口总量在2063年达峰，峰值为16.97亿人；世界人口总量在2086年达峰，峰值为104.31亿人。

总和生育率（TFR）是影响人口增长及未来预测的关键性变量。《世界人口展望2022》显示，我国TFR在20世纪90年代初跌至2.1以下，2021年为1.16，此后将保持缓慢回升趋势，2050年为1.39，2051—2100年介于1.40—1.50之间变动。印度TFR在2019年回落至2.11，此后延续回落趋势，2050年为1.78，2051—2100年介于1.70—1.80之间变动。

（二）劳动年龄人口预计2048年达峰，峰值超11亿人。

《世界人口展望2022》显示，2021年我国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为9.86亿人，印度劳动年龄人口为8.75亿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达峰（9.98亿人）后已经处在持续减少阶段，预计2035年降至9.31亿人，年均减少399万人。印度劳动年龄人口预计2035年升至10.79亿人，年均增加921万人；2048年达峰，峰值为11.19亿人。

（三）人口抚养比持续回落，人口红利窗口期将在2032年结束。

《世界人口展望2022》显示，2021年我国人口中位数年龄为37.9岁，印度人口中位数年龄为27.6岁，较我国年轻10.3岁。我国人口抚养比为44.5%，印度为48.1%，分别对应着2.2个、2.1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1个非劳动年龄人口。中印人口负担的区别在于：一是我国人口抚养比处在持续上升阶段，人口抚养负担逐渐加重；印度人口抚养比仍处在持续回落阶段，人口抚养负担逐渐减轻。二是我国非劳动年龄人口中老年人口较多，少儿人口占比仅为57%，而印度非劳动年龄人口中少儿人口占比为79%。

以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的年份作为人口红利窗口期，可以发现，一是我国人口红利窗口期是1977—2009年，时长为33年；印度人口红利窗口期是1966—2032年，时长为67年。二是窗口期内我国人口抚养比下降速度明显快于印度，约是印度的2.4倍。我国人口抚养比累计降低了42.7个百分点，年均降低1.29个百分点。印度人口抚养比累计将降低36.7个百分点，年均降低0.55个百分点。三是我国人口抚养比极低值明显低于印度。我国人口抚养比极低值为2009年的37.1%；印度为2032年的45.1%。

（四）人口城镇化进程极为缓慢，2050年城镇化率才超过50%。

世界发展指标显示，2021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为62.5%，城镇人口规模达8.8亿人；印度人口城镇化率为35.4%，城镇人口规模为4.9亿人。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和印度人口城镇化水平基本相当，此后我国人口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城镇化率提升速度大概是印度的3.7倍。1990—2021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从26.4%提高到62.5%，年均提升1.16个百分点；印度人口城镇化率从25.5%提高到35.4%，年均提升0.32个百分点。考虑下一阶段印度城镇化加快推进的情景，2050年印度人口城镇化率为52.8%。

二、印度人口与经济互动关系分析

人口为经济发展提供劳动要素，经济也为人口发展提供物质条件。总的看，参照我国情况，印度人口与经济互动关系可以归纳为：

（一）人均GDP仅超2000美元，处在中等偏下收入阶段。世界发展指标显示，2021年印度GDP总量为3.17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六，仅次于美中日德英;人均GDP为2262美元，处于中等偏下收入阶段。印度GDP总量、人均GDP分别是我国的17.9%和18.2%。

（二）劳动生产率约是我国的四成，提升速度持续慢于我国。2021年我国单位就业者劳动生产率为16512美元（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价），印度单位就业者劳动生产率为6688美元，我国劳动生产率是印度的2.5倍。2011—2021年间，我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为6.7%，同期印度增速为5.1%。

（三）产业发展的就业承载能力不足，工业化带动就业的积极作用未能发挥。印度农业占比仍然偏高，超过四成的劳动力沉淀在相对低效率的农业生产部门，难以实现从农业向其他产业的就业转移。印度工业体系虽然比较完善，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持续较低，高附加值产业发展缓慢，工业化程度总体有限，既不能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制造业就业岗位，也无法孕育带动出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需求。服务业发展相当不足，规范化、规模化程度低，劳动岗位大多以自雇工、临时工形式存在，就业承载作用弱。印度服务业以50%左右的产业结构占比，却只提供了32.3%的就业容量。

（四）种姓制度、没有主体民族、缺少通用语言等社会文化因素导致人口流动性极差。印度特有的社会文化因素对人口跨区域流动有着明显的阻抑作用，形成全国统一、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困难重重。一是印度居民中约有79.8%信奉印度教，印度教核心教义崇尚种姓制度，尽管种姓制度在法律上已经被废除，但其影响仍然根深蒂固，导致印度社会不同阶层明显割裂，阶层间流动性较差。二是印度人口第一大民族是印度斯坦族，其人口占比低于50%，达不到成为主体民族的标准，此外还有10个人口规模超过2000万的大民族，各民族之间没有形成强烈认同感和凝聚力。三是印度语言体系包括印地语、英语等官方语言，以及其他数十种邦语言，根据印度2011年人口调查数据显示，仅有57.1%的人口熟练掌握印地语，10.6%熟练掌握英语，表明缺少能够有效通行全国的统一语言。

（五）女性就业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女性劳动参与率极低。印度劳动参与率较低，2019年劳动参与率为52.1%，较我国低出23.8个百分点，其中女性劳动参与率极低是主要原因。当前印度女性仍然深受宗教、嫁妆、种姓等问题的困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中被人为地定位在繁衍后代、照顾家庭等角色上。印度女性在就业市场遭遇性别隔离、工资歧视等现象比较普遍，女性劳动参与率在较低水平上仍不断走低。2019年印度女性劳动参与率仅为22.3%，较1995年下降9.8个百分点。假设印度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我国水平，意味着印度将有2亿多女性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

（六）以教育、卫生健康等反映的人力资本水平比较落后，人才要素对产业升级的支撑作用不强。教育、健康水平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要素，也是反映人口参与经济生产能力的重要指标。印度教育普及程度有待提高，学前教育、中学教育、高等教育入学率均明显低于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较我国低1.4年，高等教育的推广水平和整体质量也有一定差距。印度卫生健康事业明显落后，与我国至少存在20年以上的发展差距。印度人均预期寿命为69.9岁，孕产妇死亡率、婴幼儿死亡率分别高达145/10万和27.0‰，我国相应为77.1岁、29/10万、5.5‰。总的看，印度人力资本积累不足，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短缺，难以有效支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需求。

三、关于印度人口红利的研判及对我启示

基于以上研究，对印度人口红利问题得出以下结论性判断：

一是人口红利的实现依赖于人口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只有健全完善促进人口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体系并落地见效，人口红利才能够从潜力转变成现实生产力，否则就是“空有人口、没有红利”。这些政策体系至少应包括：创造充分的就业岗位、促进城乡区域间人口自由流动、保障劳动力市场自主择业、保护女性就业合法权益、维持劳动者良好的健康状况、提供高质量的各级各类教育。

二是印度人口红利窗口期将在2032年结束，人口红利的释放强度也将明显弱于我国。印度人口红利窗口期是1966—2032年，剩余的红利窗口期仅为10年左右，留给印度积极作为以释放人口红利的时间已然不多。人口红利窗口期内，印度人口抚养比极低值明显高于我国，并且人口抚养比下降速度也明显慢于我国，这共同决定着印度人口红利的释放强度也将弱于我国。

三是印度改革完善促进人口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体系困难重重，大概率将错失人口红利窗口期。印度种姓制度、主体民族缺失、缺少通用语言、女性地位低下等问题均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明显改善，这将导致印度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优势不能充分转化为劳动力成本优势，对推进工业化带来不利影响。工业化程度不高伴随着经济竞争力不足，既难以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也无法支撑教育、卫生等领域不断扩大的资金投入需求。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将限制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并导致社会文化传统的改变十分迟缓。印度人口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大概率将陷入“社会文化因素—人口流动受限—劳动人口数量优势无法发挥—工业化推进受阻—经济竞争力减弱—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减弱—社会文化传统改变迟缓”的低水平循环，进而错过人口红利窗口期。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胡祖铨、马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