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经济、贸易形势低迷，国内经济减速的大背景下，年初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保持中速增长。1-7月，进出口增速逐步放缓，但贸易结构继续改善。展望下半年，世界经济将略现起色，但人民币汇率升值滞后影响显现，国内需求延续稳中趋缓走势，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不会发生本质性变化，预计进出口增速将继续趋缓。建议下一步通过改革释放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注重调整贸易结构，力争实现全年贸易增长目标。

一、外贸增速逐步走低，贸易结构继续优化

（一）进出口增速由较高增长逐步回归常态

1-7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长8.5%，略好于上年同期水平，其中出口增长9.5%，增幅同比提高1.7个百分点。从月度走势看，一季度进出口增长由于短期特殊原因，增速较高，尤其是出口达到18.4%，高于去年同期与全年水平十几个百分点；4-7月，有关部门加强了对跨境资本、转口贸易等领域的监管，香港“一日游”和“低出高报”等贸易虚假行为受到明显抑制，出口增速逐月回落，增长4.2%，与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速逐步靠近。进口方面，国内需求不旺导致进口增长缓慢，1-7月增长7.3%，其中4-7月，伴随出口增速的回落，进口增速回调至6.4%，低于一季度2个百分点。由于进口增长慢于出口，贸易顺差同比扩大33.9%，达到1257.2亿美元。上半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由去年的负拉动转为正拉动，贡献率为0.9%，拉动GDP上涨0.1个百分点。

 

图1：2011年以来出口与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比较

（二）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呈现分化

年初以来，由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长情况分化以及钓鱼岛事件纷争等因素，我国与美、欧、日以及主要新兴经济市场贸易增长情况也出现分化。1-7月，中国对美国、东盟等国家双边贸易稳定，分别增长6.2%与12.4%；新兴经济体中对南非贸易增长15.8%，对韩贸易增长8.6%，保持了较好势头；由于欧盟经济形势严峻，我国对欧双边贸易走低，1-7月下降1.8%；钓鱼岛事件不断升级，中日贸易增速下滑至-8.8%；俄罗斯等资源型国家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等负面因素影响导致经济增长欠佳，中俄贸易呈现零增长；此外，内地对香港双边贸易增长速度由“超高速”逐步回落，1-7月累计增长34.1%。总体看，我国对美国、欧洲、日本等传统市场出口继续放缓，依赖程度降低；对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出口提速。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对美、欧、日三大传统市场出口比重下降至37.6%，对其他出口市场比重上升到62.4%，出口市场多元化加强。

 

图2：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增长情况（累计同比）

（三）产品、贸易方式、区域结构等方面不断改善

在国内外经济、贸易发展环境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对外贸易增长逐步进入中速发展阶段，外贸发展方式转型升级步伐加快，贸易结构正在优化与改善。贸易产品结构方面，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进一步提高，资源能源大宗产品进口增加。1-7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占比与上年基本持平，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上升1.6个百分点；铁矿石、钢坯等资源型产品与原材料产品进口数量增长较快，高技术产品与消费品进口占比提高。贸易方式结构方面，由于我国人工成本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逐渐转移到越南、老挝等周边国家，近年来，对国内经济增长、价值创造贡献较大的一般贸易增速持续快于加工贸易。1-7月，我国一般贸易增长11.9%，高于平均增速，而加工贸易下降0.4%，其在进出口中的比重继续下降。出口区域结构方面，西部地区凭借产业转移与后发优势，对外贸易迅速增长，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占全国出口总额比重上升0.3个百分点，东部地区进入出口结构升级阶段。

（四）外贸出口软实力得以提高

随着人口红利减弱、资金成本提高、资源环境压力增大，我国不仅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而且对外贸易传统的成本与价格优势逐步弱化，部分出口产品市场份额被周边国家侵蚀。在这种情况下，外向型企业更加重视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经营成本、加强技术创新，同时政府部门加强对出口质量的管理，打击出口假冒伪劣和侵犯知识产权商品，全面推进以质取胜战略，贸易出口软实力有所提高。当前，以海尔电器、华为通讯等为代表的中国自主品牌国际市场越来越受欢迎。1-7月，我国民营企业出口增长26.2%，占比提高4.1个百分点，达到41.7%，比重直追外资企业。并且，在国际市场价格总体下降的情况下，我国主要出口商品价格相对有所提高。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箱包、手表、生丝等部分产品出口价格上涨幅度达10%以上。

 

图3：民营、国企、外资企业出口占比情况

 

二、对外贸易存在虚高成分，国际资本流动不确定性增强

尽管年初以来我国进出口增长速度基本平稳并略有提高，但外贸领域存在的“套利贸易”、“汇率波动”、“贸易脱钩”等情况和问题影响我国外贸的稳定发展。

（一）热钱大规模流入流出干扰外贸出口稳定

1-5月份，通过贸易渠道和其他渠道的套利资金大量流入，我国外汇占款投放增量达到1.58万亿元，是上年全年的3.2倍。6月份之后，由于美国宣布将要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引发国际短期资本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与日本市场中大规模流出，外汇占款规模迅速减少。套利资金大规模、快速地流入流出，导致进出口统计失真，干扰了对外贸形势的分析与判断，损害了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前期的大规模资本流入助长了理财产品、信托产品等影子银行业务扩张，加大房地产市场的投机，增加了积累泡沫的风险；后期的热钱迅速流出，导致金融体系流动性吃紧，银行间拆借利率飙升，进出口企业信贷趋紧，一度出现“钱荒”现象。此外，短期资本流动不确定性加大了人民币汇率波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连续10个月升值，去年10月至今升值8.7%，这将严重削弱我国产品出口的价格竞争力。

（二）对外贸易中存在部分虚增成分

今年一季度出口中，部分出口企业为达到博取人民币利差及汇差、获得出口退税好处、取得大陆境内理财产品收益等目的，对香港出口中“一日游”和“低出高报”现象更加明显。进入4月以来，国家加大了对“套利出口”的打击，出口增速逐步向实际情况靠拢。根据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发布的进口数据，香港1-7月份自内地进口增长14.4%，内地对港出口数据为大幅增长36.1%；美国1-5月份自中国进口增长3.1%，我国对美出口数据为增长3.5%；欧盟1-4月份自中国进口下降3%，我国对欧出口数据为下降0.9%；其他国家与我国进出口统计数据虽略有差异，但区别不很明显。可见，我国出口的虚增部分主要来自对香港贸易。根据计算，1-5月份虚增出口约340亿美元，剔出虚增的部分出口增长9%左右，和去年同期基本持平。6、7月份贸易虚增情况有所改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6月份以来，美国、韩国等部分国家自中国的进口增速反而高出我国公布的对其出口增速，这说明我国对外贸数据仍在“挤水分”，后两个月外贸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可能好于数据显示的情况。

（三）我国与欧美国家贸易初步显示脱钩迹象

我国对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出口比重下降，表明外贸结构有所改善。但这一现象也体现出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经济联系正在逐步弱化。上半年，我国产品出口到传统发达市场占比从上年的40%左右下降至37.6%，可能预示中国在对外贸易领域与发达市场脱钩的进程加快。实际上，从2010年开始，中国商品在欧盟与美国市场中的份额已经出现下降。而且，伴随美欧自由贸易协定推进，未来发达国家之间经贸往来将进一步加深。对于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大部分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曾经与发达国家的进口需求密不可分。在国内面临产能过剩与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如果与发达国家经济、贸易脱钩速度过快，将可能引发外需锐减、产能过剩加剧、就业形势恶化等一系列经济问题。

三、国际环境难以明显改善，未来我国外贸增长将维持中速

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增长不甚乐观，经济领域积累的矛盾难以化解，低增长、高风险态势仍将延续；国内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内需放缓趋势难以改观。初步预计，下半年外贸进出口增速将进一步下滑，全年出口增长9%左右，进口增长7.3%左右，贸易顺差达2800亿美元。 

（一）世界经济主要增长极形势分化

年初以来，尽管全球经济改善放缓势头没有出现根本改变，但世界经济运行中逐步显露出一些积极迹象，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经济形势呈现分化。美国第二季度实际GDP 从1.7%向上修正为2.5%，显著好于预期，同时由于统计标准的修订，预计下半年GDP增速有望回升，这将影响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一定程度上带动其他国家经济回暖，但是“财政减支”与“退出QE”仍将对美经济增长产生抑制性作用，经济复苏存在不确定性；欧元区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3%，为2011年第四季度以来的首次增长，但各国财政状况仍未达标，政府支出仍保持紧缩，金融信贷投放处于收缩状态，失业率未现好转迹象，不排除再度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新兴经济体由于产能过剩、外需放缓、金融风险等问题，经济增长普遍减速；全球能源、原材料新增需求放缓，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等资源出口国受到冲击，经济运行低迷；日本在超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消费与出口形势好转，经济增长出现起色。7月份，IMF将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调低为3.1%，较4月份报告下调0.2个百分点，将新兴经济体增速下调0.3个百分点至5%，发达经济体增速下调0.1个百分点至1.2%。

（二）我国在新一轮世界贸易区域谈判中处于不利位势

当前，传统WTO 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受阻，新一轮区域贸易自由化浪潮逐步兴起。不同贸易体系下的谈判内容更加侧重贸易与投资并重、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相关联。尤其是今年以来，TISA（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加速推进。更高标准的国际自由贸易协定在框架、内容、要义等方面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与规定。例如，大多数TISA谈判参与方在金融、证券、法律服务等领域已没有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限制。而我国这些领域的政策仍停留在传统的WTO多边贸易框架体制下，银行、证券、保险、电信等行业在上一轮加入WTO谈判时仍保留有许多限制外资准入的措施，缺乏参与TISA谈判的基本条件。TPP、TTIP谈判更是由于国际政治等原因，将中国排除在外。目前我国在新一轮区域自由贸易谈判中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

（三）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震荡

国际短期资本年初一度大量流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造成部分国家房地产、股票市场等资本市场价格上升。但是，自5月份以来，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尤其是美国宣布将要提前退出QE计划，导致发达经济体长期利率上升，欧元区边缘国家主权债务利差再拾升势，引发国际资本转向，新兴经济体遭受资本外流、资产价格下跌、债券利率上升、金融体系震荡等冲击。一方面，主要发达国家相继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部分发展中国家被迫降息，全球货币存在超发趋势，加剧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可能性；另一方面，叙利亚危机等地缘政治紧张，美国、俄罗斯等经济大国卷入其中，将导致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增加国际资本跨境流动不确定性。在这一背景下，预计未来国际大宗商品中原油和黄金等主要品种价格将宽幅振动，并带动铁矿石、粮食等资源、原材料、农产品价格波动。国际资本大规模跨境流动，全球金融市场不稳，大宗商品价格震荡，导致主要货币汇率波动幅度加大，不利于我国外贸稳定运行。

（四）国内宏观经济运行保持基本稳定

今年以来，在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短期内由政治周期引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去库存周期基本结束拉动经济缓慢复苏的共同作用下，经济运行基本处于平稳态势，需求面和供给面调整相对稳定，物价较为温和。下半年，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会加大经济下行的压力，而基础设施投资和企业库存回补又会推动下半年经济增长。总体看，我国投资、消费需求将温和增长，宏观经济将处于中速平稳增长态势，有利于我国外贸进口平稳增长。

（五）人民币大幅升值的滞后影响逐步显现

人民币汇率是影响进出口走势的重要因素。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7月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为117.24，较6月份上升近1个百分点，连续十个月上涨，屡创历史新高。我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大幅上升，但与此同时，日本以及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正在选择货币贬值策略，以抵制出口商品价格竞争力下降的不利影响。在国内劳动力、资金、环境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竞争力削弱的情况下，汇率的持续走强将进一步压缩企业产品出口的利润空间。尽管当前国际短期资本出现流出现象，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但考虑到汇率升值对贸易影响存在一定时滞，预计下半年这一影响将逐步显现，并成为制约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

 

图4：人民币汇率升值情况

（六）促进进出口稳定增长政策支持力度加大

无论从春季广交会成交数据还是从当前出口先行指数看，未来出口情况不容乐观。针对这一情况，有关部门明确提出将加大外贸维稳政策力度，争取“为企业提供既有利于稳增长，又有利于调结构；既有利于稳定出口，又有利于扩大进口；既有利于降低出口成本，又有利于开拓新市场，发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综合优势的贸易环境。”7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促进贸易便利化推动进出口稳定发展的措施，主要包括便利通关、暂免出口商品法定检验费用、发展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服务贸易出口零税率、增加进口贴息、稳定人民币汇率等措施；近期政府又推出了《关于实施支持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有关政策的意见》，力求通过更广阔的平台扩大我国海外营销渠道，提升品牌竞争力，实现外贸转型升级。这将对提振企业信心、降低经营成本、稳定出口、推动进口产生积极作用。

四、政策建议

（一）积极推进汇率改革

一方面，短期内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中期内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建立由市场决定汇率的机制，由汇率“中间价”逐步市场化入手，增加汇率弹性；加强即期和远期外汇市场制度建设，给予市场要素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更大的权重；在严格资质核审的基础上，促进汇市交易参与者构成成分多元化，形成更具活力的市场格局。另一方面，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根据不同项目的开放难度与当前开放程度，由简入难、由易入繁，短期内进一步放松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直接投资管制，中期内依次审慎开放不动产、股票及债券交易，逐步以价格型管理替代数量型管制。 

（二）切实降低企业负担

当前，释放改革红利，保持市场稳定，最重要的是激发微观主体——企业的活力与动力。一方面，企业承担的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具有刚性，难以通过政策减负实现下降。可考虑将政策重点落实在降低企业交易与运营成本上，进一步减少对外贸企业的审批环节，清理不必要税费，降低企业行政费用支出，同时加强外贸信息平台建设，建立国际贸易资讯系统，帮助企业规避贸易风险，加强多边与双边谈判，减少贸易壁垒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结合盘活存量财政资金的契机，提高财政资金对外贸企业的支持，加快出口退税税款返还速度，进一步降低对外贸企业的税费，在公共服务方面对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提供财政优惠。

（三）加强国内自贸区建设

国务院会议原则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议下一步，一是尽快公布上海自由贸易区总体实施方案，在实施细则与配套措施的制定过程中，充分研究与借鉴TPP与TTIP的标准与规则，在贸易、金融等方面改革突破固有思维，加大革新力度。二是以上海自贸区为重点，适当在温州、深圳、天津等地增加不同规模自贸区试点，成熟一个，推广一个，不断探索改革新路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服务全国发展。三是结合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自贸区重点以服务业尤其是金融、物流、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配置为主，杜绝招商过程中沿袭以制造业为主的老路。

（四）注重短期资本管理制度建设

加强国际资本管理应长短结合，既兼顾短期应急措施，又注重长期规则制定。短期内，防控热钱借道跨境流动，要加强进出口真实性审核，防止高报出口和低报进口，抑制热钱流入的势头。同时也要密切关注美国等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动向，为防止跨境资本大规模回流发达国家做好预案。长期看，资本监管制度建设应将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相结合，更加注重市场机制建设。建立国际资本流动预警系统，科学制定短期游资流入流出天花板与警戒线，一旦触及危险区域，就应启动应急预案，如对外资证券、房地产等资本市场投资征税等；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降低热钱对人民币汇率升降的敏感性；推动国内金融部门稳健经营，消除金融脆弱性。

（五）积极参与区域经贸合作谈判

新一轮区域自由贸易谈判已经启动，中国一方面应抓紧练好内功，逐步完善金融、服务、证券市场等方面制度建设，提高外资进入的可操作性，主动与国际自由贸易发展的新趋势、新标准和新规则接轨。另一方面采取重点突破战略，有选择地加强与欧洲、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等地区部分国家（如瑞士、韩国等）建立双边或多边贸易联盟，通过此类贸易联盟逐步扩大、增强在本区域的影响，提高加入泛区域贸易协定组织的筹码。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闫敏

发表于：《上海证券报》，2013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