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继续深化相关领域配套改革，加快结构调整步伐

（一）简政放权建立公平有序市场秩序

《上海金融报》报道，要想让定向调控政策措施真正发挥其适应性创新的作用，还需要主动作为，多策并举。在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减轻小微企业税负、简政放权鼓励投资创业、放开准入增强市场活力、支持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等方面，精准、果断发力，在发挥稳增长效果的同时，调整结构，深化改革，惠及民生。《楚天金报》等报道，简政放权是新一届政府着力推动的行政改革，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槛，推动权力清单，构建社会信用体系。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依然处于进行时，构建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是定向调控的重要一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表示，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还是要靠改革，要以改革来调动企业和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表示，克服中国经济改革的瓶颈，思路已经很清楚。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增长目标无法如期实现，或者由于遭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挠而大打折扣，实际上也是增加了经济转型的成本。而中国真正欠缺的是确保经济战略转型的平等竞争环境。例如国企改革的突破口应该在消除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最大阻碍——利益集团对于关键领域改革阻碍的基础上，纠正业已被部分扭曲的市场化进程，构建真正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决策层务必在稳步推进减杠杆的同时，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加快构建竞争性市场体系，降低民营资本的投资准入门槛，引导资本流向有效率的经济系统；同时加大对前瞻性技术的投入，有序推进高端制造业走出去，以将中国经济增长建立在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稳增长政策只能在短期发挥效应，当前中国经济存在问题多是深层次的，那就是一系列唤起了社会民众和投资者极大热情的改革方略尚未落实。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在整顿官员队伍、清理腐败的同时能够推动各地和各级政府部门改革创新、简政放权，形成敢于担当、锐意进取的新局面。这是中国经济在明年、后年以及未来若干年能否焕发活力的关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表示，政府过多的行政审批，影响了市场经济的潜能和效率的发挥。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一是政府不应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二是政府不应直接组织融资和操办项目。三是不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

（二）加快结构调整和配套领域改革

香港《成报》报道，仅有稳增长政策或许只能防范经济不出现硬着陆情形，而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改革与微刺激同时发力才是当前关键时期的最好搭配。而稳增长与调结构需要协调推进，在增长中为结构调整创造良好条件，在调结构中使增长可持续仍是最佳方式。《大众日报》报道，精准定向调控,还要让结构性改革和实体经济转型承担更大的重任,比如,对那些资金大量沉淀的“僵尸企业”、产能过剩行业,必须启动退出机制、打破刚性兑付,那些吸金老大们的预算约束也必须硬化。靠加大金融、国企改革以及相关配套改革的力度释放出的红利,才是经济增长可持续的动力源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称，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常规的、传统的宏观调控已经难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必须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手段，寓结构改革于宏观调控之中，推动“体制改革———结构调整———稳定增长”进入良性循环。经济学家余丰慧表示，配套改革措施必须跟上，必须继续大幅度对“三农”产业、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薄弱行业实施减税免税、降费免费；必须继续放宽民间资本办公司企业的门槛，大幅度减少审批环节、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表示，当前实体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并非信贷供给不足，而是缺乏投资意愿或投资渠道。事实上，是时候让结构性改革和实体经济转型来承担更大的重任，而减少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义平表示，定向调控的基础是区间调控，决不能因追求速度而盲目刺激、顾此失彼，更不能因不合理的调控耽误了改革。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乔虹表示，当前形势下需要将改革和逆周期政策进行结合。下半年在继续推进简政放权等改革的同时，可能会更加重视旨在释放消费需求的改革，收入分配、养老保障体制、社保制度的优化与完善等改革有望加快推进。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表示，定向金融调控作为货币政策应与财政政策、深化改革措施有机配合。货币政策往往侧重于“总量调节”。财政政策则可以在结构调整上发挥更精准的作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还需要财政政策对“短板”产业和行业加强支持。未来经济的转型升级，还需要依赖财税体制改革、新型城镇化及社会事业改革等的进展与效果。同时还应注意加快推进各项改革,致力于完善机制，为经济金融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二、加强金融对小微、三农等领域的支持力度

（一）继续深化金融领域改革，建立金融支持小微企业的长效机制。

《楚天金报》报道，金融市场改革还需继续推进，如此，实体经济、创新经济才能得到资金的支撑。现代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的构建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也为定向调控提供了可能。《中国经济导报》如何确保这些金融机构将资金真正用于“三农”和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还需要一些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受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不畅的影响，适度宽松的流动性能否真正惠及实体经济，还要看金融市场结构改革的力度。对于当前政府所采取的定向调控措施，业内还是有一些担心，例如，定向降准或许可以在短期内缓解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但从本质上说还是应对危机的一种手段，仍需要考虑建立更利长远的长效机制。再比如，如何把握财政支出的及时性与均衡性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项不小的改革挑战。为此，在当前的背景下，政府应该一手抓落实，一手抓改革，确保政策发挥实效。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认为，下一步应通过深层次改革，将资本市场发展起来，适当控制、减少中间环节加价，让资金直接和企业发生关联，将现有存量适度盘活，防止新的增量资金被存量吸收，同时加大不良的容忍度，加快不良处置力度，这些将对融资环境改善起到一定作用。

（二）找准靶点，加强监测和惩处力度，确保资金流向目标领域。

《上海金融报》报道，对违规挪用资金搞控制性行业或项目投资的，应当加大查处力度。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打通财政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血脉”，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通过远近结合的调控，有效防范风险，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中华工商时报》报道，加大定向降准政策督查和落实力度，对难以落实或效果不明显的政策及时向相关部门反馈，疏通上下政策对接管道，把资金引向最需要的实体经济中去，进一步夯实经济增长基石。经济学家余丰慧称，定向调控关键在瞄准准星，使得货币财政政策定向调控切实对准靶心。定向调控最忌讳偏离靶心。这将极有可能使得定向调控释放的财政投资资金和货币信贷资金偏离靶心而流向房地产领域，最终继续推高房地产泡沫风险，助推高房价。对定向调控释放的财政和货币资金必须要加强监测，确保流向目标领域。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在总体稳健的前提下，下半年政策操作会继续呈现结构性支持、定向调整的特点，应有针对性地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

（三）改变融资结构 优化信贷投向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认为，市场上有为小微企业提供更好金融服务的空间，但要全面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难题，只有未来融资结构发生改变，才能为融资成本降低提供好的条件。银行方面，通过定向投放和存贷比的调整，让银行贷款渠道更加通畅，会对降低融资成本发挥一定作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市场资金量有限，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必须着力结构调整，优化信贷投向。如果市场中的资金大部分流入地方政府平台和房地产，自然会推高企业资金成本。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从金融机构的结构上来说，增加对小微企业的资金供给，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一批小型商业银行。民生银行金融市场部首席分析师李志强表示，企业融资成本高，有制度性的原因，比如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数量还不够，贷款机构不是非常多元化，仍是以大型银行为主。

（四）改善金融调控和管理方式

《证券时报》报道，一是在宏观调控的中间目标选择上，应当逐渐淡化货币量、信贷规模等数量性指标，更多地采用利率等价格型工具，增强宏观调控对市场利率变动的敏感性；二是对商业银行的管理方面，尊重商业银行的市场主体地位，减少过多干预造成的信贷资金迂回问题；三是减少所谓的资质管理造成的某些银行理财通过信托证券等领域进入实体经济从而增加融资成本的现象。同时，要正确认识“去杠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去杠杆不能简单压缩信贷，而是要通过促进经济发展、促进资本市场发展从而增加权益的途径实现。中国建设银行高级研究员赵庆明表示，在国内外经济形势依旧复杂的情况下，货币政策需坚持灵活的操作方式。具体看，将更倚重向结构调整要效益，着眼于开启小微企业活力，更关注刺激民间投资等。宗良表示，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相结合，适当引导货币资金流向。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走出去”企业、支持新型城镇化等领域的金融支持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应创新货币政策管理工具，对相关领域贷款符合一定条件的银行给予流动性支持，积极引导货币资金流向，并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表示，当前的宏观管理思路正在转向“宽货币+宽信用+宽财政”，重点是“宽信用”，而适度放松存贷比可能是政策工具箱中的重要选择。其依据是小微、“三农”和其他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领域放松存贷比有助于引导金融机构提升对上述领域信贷资产占比，信贷资金的可获得性增强有助于降低上述领域信用风险爆发的概率。而存贷比放松配合非标融资监管硬约束，可以引导金融机构表内信贷承接表外融资，表外通道业务融资链条缩减有助于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三、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在定向调控中的作用

（一）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中国证券报》报道，结构性减税必须与当下的财税体制改革同步推进，方能持续发挥给实体经济减负功效，包括优化税收结构，提高直接税比重；调整央地税收关系，构建地方税体系，使地方财权事权匹配；改革个税、消费税等，使各税收项目达到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目标。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而财政政策主要应该通过深化预算改革，改善资金拨付和管理等方式，使原来沉淀的财政资金发挥有效作用。要加强营改增的扩面；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继续保持其拉动经济的作用。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表示，国企和财税两个领域的改革是最难的，所以一定要下决心坚持改下去，这样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房地产问题、产能过剩问题、企业融资问题等就可能解决，对经济长期发展有好处。

（二）发挥结构性减税在资金定向调控方面的作用 

《中国证券报》报道，在目前经济总体需求疲软、企业税负偏重、财税体制改革深化的情况下，进一步深化结构性减税应成为下半年财政政策在定向调控上的“主角”。首先，建立涉企收费清单制，看住向企业乱伸的手。在以简政放权为特征的本轮政府职能改革中，取消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是重要课题。其次，继续加大对特殊人群和小微企业、三农的减税力度，加大对支持企业创新的普惠性减税优惠。再次，继续深化营改增改革。营改增是近三年来结构性减税主力，目前已扩至电信、邮政等多个行业，未来将进一步扩大试点行业范围，加速向房地产业、建筑业等扩围，尽快实现全行业覆盖，根据不同行业特点确定税率。《证券时报》报道，要解决资金的结构性问题，应当有财政政策的密切配合，一是将政府融资行为纳入预算范围，并严格纪律，落实责任，二是对于房地产，应当通过资产保有税手段增加资金占用成本，挤出房地产投机投资占用资金。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主任祝宝良认为，相比降准，减税对企业来说或是更为有效的措施。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下半年预计财政政策会在调控中进一步发挥作用。减税，尤其是针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定向减税，是下半年最被期望的政策。下半年财政应加大对小微企业扶持力度。

（三）进一步优化财政收支结构

中国民生银行发展规划部高级专家温彬认为，通过改善财政收支结构，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还有很大空间。一方面，继续加大对基础设施、公用事业、民生工程的投入，提高国民福利；另一方面，通过减免税提高企业和居民投资消费能力。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周景彤表示，财政政策将在“稳增长”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可考虑适当提高赤字率。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尤其是增大在中西部铁路建设、棚户区改造、科技创新、节能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