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时期的五年，是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异常复杂。然而，我国逐步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巨大冲击和影响，成功实现了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

一、“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的新成就

“十二五”时期，我国积极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

（一）国民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升

“十二五”期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率近8%，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但仍然高于同期世界2.5%左右的年均增速。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25%。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折合10.4万亿美元，占世界份额达到13.3%，比2010年提高4.1个百分点。人均创造的价值水平也在不断提高，2011-201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速将达到7.3%左右。与此同时，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十二五”期间我国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将达到12.5%左右。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2014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8430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35.0%。

（二）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明显增强，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不断深化，服务业发展明显加快，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年均提高约1个百分点。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最终消费率由2010年的49.1%提升至2014年的51.4%，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由2010年的46.9%增加至2014年的51.6%，有效弥补了外需下降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稳步推进，至2014年城镇化率已达到54.8%，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进一步加快。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也不断增强，中西部地区的区位劣势不断弱化。

（三）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保障事业全面推进

城乡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是人民生活改善的重要标志，而就业的稳定为居民增收提供了良好保障，2011-2014年我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5119万人，远远超过预期目标。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8844元，年均实际增长率达到7.9%；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892元，年均实际增长10.2%。覆盖城乡的我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已经初步形成，目前我国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达到8.46亿，覆盖率超过80%，医疗保险三项制度的覆盖率超过95%，生育、失业和工伤保险的覆盖人数也分别超过了1亿。居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人均期望寿命已经达到75岁。

（四）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发展迅速，支撑经济发展的作用增强

截至2014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1.2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到1.6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我国高铁还驶出国门，参与多国铁路建设，成为彰显国力的名片。农业基础进一步稳固，2011-2014年我国粮食产量年均增长2.7%，实现了“十一连增”，谷物、肉类、籽棉、花生、茶叶、水果等农产品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信息通信基础产业快速发展，2014年我国邮电业务总量21645.6亿元，“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长17.5%，2014年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7.9%。基础研究取得一批重大成果，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2014年我国研发经费占GDP比重达到2.09%，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大幅增加，迈过创新型国家的门槛。

（五）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局面形成

“十二五”时期，我国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得到进一步拓展。2011-2014年我国进出口年均增速达到9.6%，2013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一的货物贸易大国。服务贸易取得长足发展，2014年服务贸易年进出口总额已突破6000亿美元。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张，2014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达到1195.6亿美元，首次跃居全球第一。“走出去”战略不断深入落实，对外投资快速增长，2014年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160亿美元，首次实现了双向投资接近平衡。2011-2014年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和营业额分别增长了11.6%和9.3%。

（六）节能减排降耗取得显著成效，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高

“十二五”以来，我国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节能减排降耗取得了显著成效，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不断提高。以2010年不变价计算，我国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从2010年的0.90吨标准煤下降至2014年的0.78吨标准煤，四年累计下降13.4%。2014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1.4%，2015年上半年清洁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了17.1%，煤炭使用率下降到64%。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防治取得明显成效，二氧化硫排放量年均降低2.6%，2014年十大流域的702个水质监测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占71.2%，占比持续提高。

二、“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

总结回顾过去的五年，我们既要充分肯定成绩，也要清醒地看到，经济社会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创新驱动作用不明显

进入“新常态”后，我国经济从过去的投资驱动、资源驱动、出口拉动的高速增长开始转向消费拉动、创新驱动的中高速增长时期。然而，目前消费拉动、创新驱动增长模式的发育和成长还不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还不足。“十二五”期间，我国企业创新能力虽获得了长足进步，但还未形成强劲的内生发展动力，缺乏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一些重点领域还处于跟踪模仿为主的阶段。面对全球以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产业变革新态势，我国企业研发能力不足问题进一步凸显。大多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缺乏研发活动，世界500强企业的研究与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一般在5%至10%，而这个比重在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中仅为1.38%。

（二）低成本比较优势正在减弱，资源环境的约束强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和投资驱动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随着生产要素供求关系的变化，我国劳动力成本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大幅攀升，土地、矿产资源等供求接近上限，借助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等途径实现技术进步的空间逐步缩小。而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利用相对更低的生产要素成本优势，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对我国低成本优势形成替代效应。并且，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也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时期，资源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国已经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降低40%-45%，2030年碳排放总量达到峰值，这对今后我国能源消费的增长形成了明显约束。

（三）各类金融风险逐渐显性化，增大经济运行系统性风险

过去，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企业投资收益相对较高，政府财政收入也相应较高，“低工资、高投资、高出口、高经济增长”掩盖了许多财政金融风险。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调，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提高，资本收益减慢，各类隐性的风险开始逐步暴露。这些问题突出的表现在：产能严重过剩造成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投资回报降低甚至出现大规模亏损，威胁宏观经济的稳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逐渐放缓，同时由于城市规划建设的不断完善和土地开发的严格限制，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逐渐缩减，地方性政府债务爆发风险的可能性逐渐上升；现阶段企业经营困难和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将可能引发银行贷款坏账率上升和影子银行风险增加。

（四）各种社会矛盾交织，风险累积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强

过去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事业也有相当程度的进步，但也逐渐累积了一些矛盾和问题，可能在未来集中爆发。如城乡区域发展日益不平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改革滞后，不能满足城乡居民不断增长的对公共服务的新需求；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和一些企业不合理甚至是不合法地侵害了群众的利益；经济、司法等领域中的腐败频频发生且越来越触目惊心，与人民群众对于公平正义的期盼形成强烈反差。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提升，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在增大，严重性在增强，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期望也在提高，缓解并消除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更加艰巨。任何一个问题处理不好，都极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三、“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孕育的新机遇

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正孕育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拥抱新经济体系的宏大发展机遇，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保持经济中高速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

（一）改革红利新机遇

“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当前改革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一是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都直接依赖改革的突破。二是改革面临的利益矛盾更为突出，既涉及增量利益的合理分配，更涉及存量利益格局的调整。未来几年的改革能否在调整利益关系、解决利益失衡上取得重要进展，将牵动和影响发展稳定大局。三是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增强，“改革与危机赛跑”不是危言耸听。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发展环境，逼迫我们牢牢把握改革的主动权，尽快形成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二）需求潜力新机遇

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居民开始迈入富裕生活，消费市场规模必将不断扩大，结构必将不断升级。深度挖掘国内消费市场的潜力，是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从更长远来看，信息、文化、娱乐、教育、医疗等消费将逐步成为消费市场增长的主力军，这些消费将成为拉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并且，过去十几年我国城镇化以非常快的速度在推进，但进入城镇的农村居民仍然不能做到真正的市民化，在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多方面与真正的市民存在巨大差距。未来随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对于我国总体消费增长乃至经济增长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三）协同发展新机遇

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为经济增长增加新引擎。可以说，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国内区域发展最重要的战略，而“一带一路”则将是国际区域合作发展的重点战略。围绕三大战略不断出台的新区域经济政策，将为未来数年我国的经济增长注入新活力，是我国加快发展的重大机遇。当然，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还将继续实施，达到新老规划共同发展。

（四）人才红利新机遇

展望未来，无论是国家还是家庭的人力资本投入都将有所提高，将创造和培育由劳动者素质提升带来的人才红利。一是近年来我国就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一直在稳步提升，特别是受益于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就业人员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速度进一步加快。二是我国劳动者职业培训将获得快速发展。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三是基于我国改善医疗健康、文化体育、劳动保障、社会救济等领域民生的步伐逐步加快，普通劳动者的从业质量和健康水平也将会提高。

（五）技术溢出新机遇

近些年，我国坚持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以科技创新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较大进展。培育壮大了一批科技创新主体，加强了科技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强化了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优化了科技创新发展政策环境。目前，以移动互联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以页岩油气技术为代表的新能源革命、以3D打印为代表的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工业技术革命正在取得重大突破，这将推动新一轮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我国将发挥科技革命和产业发展的后发优势，通过大力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争取在一些关键领域率先取得技术突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六）结构优化新机遇

当前，我国服务业发展正在驶入“快车道”，服务业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文化、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需求急剧扩大，制造业服务化加快所带动的关联服务需求迅猛增加；城镇化稳步推进，也使得以往农村自给型服务加速社会化；服务业还是就业的“容纳器”，2015年上半年，我国三产规模以上企业从业人数同比增加了279万人，第三产业已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占全部就业人员四成以上。随着网店、微商、网购快递等网络创业就业新业态的不断涌现，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也在发生明显变化，更加增强了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此外，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提高，还将通过稳定消费、降低存货占比等方式平抑经济波动，促进平稳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