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概念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的，尽管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人口红利加以概括，但都认同人口红利包含两大基本要素：一是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相对较大；二是抚养负担相对较轻。一个国家在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转变的过程中，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相对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较高、它使一个国家拥有较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抚养负担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机会。如果人口总抚养比低于某个阀值，则人口机会窗口开启。一旦高于某个阀值，则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人口红利就是介于两个阀值之间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

一、2011年是中国人口红利发生转折的一年

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处于年龄结构较合理、适龄劳动人口比例较大，农业劳动力大量剩余并可以转移的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机会成本为零的劳动力要素投入。这种人口转型带来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我们考察了1982-2012年我国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变化情况，按照学者普遍认为的当人口总负担系数（总抚养比）低于50%时就进入“人口红利期”的标准，中国1990年总抚养比为49.8%，低于50%，可以认为进入了“人口红利”期。在1990—2010年期间总抚养比呈下降的趋势，2005年下降到38.8%，此后总抚养比均在40%以下，2010年下降到34.2%，比1990年下降了15.6个百分点。1990-2010年，少儿抚养比为持续下降，从1990年的41.5%下降到2010年的22.3%，下降了19.2个百分点；而老年抚养比呈先降后升的走势，并且少儿抚养比下降速度快于老年抚养比上升速度。因此，我国总抚养比下降主要是受少儿抚养比下降影响，同时少儿抚养比在总抚养比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老年抚养比在总抚养比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从2011年开始，总抚养比由降转升，2011年为34.4%,2012年为34.9%。同时，少儿抚养比在2012年停止下降，出现小幅回升，老年抚养比则继续保持回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2011年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比2011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这是劳动年龄人口相当长时期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这意味着中国15岁以上不满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30年以前将稳步地有所减少，中国已经面临“人口红利”逐步消退的压力。

二、中国“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

人口红利在释放到一定的程度后就会衰减、消失并最终转化为人口负债。关于中国人口红利到底能够持续多久,不同学者的判断存在差异。有学者认为，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下降大约持续到2015年前后，此后，随着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王德文、蔡昉、张学辉，2004）。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红利”机会之窗将开放到2020年（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6）。彭希哲教授认为，我国人口机会视窗将在2025年前后关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会关闭得更早。刘家强、唐代盛预测认为，从2005—2015年，我国总抚养比基本在40%以下，到2030年我国总抚养比为49.7%，人口红利时期基本结束。

我们运用最新统计数据对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进行了初步预测，2012年之后我国的人口红利效应将逐步减弱，但依然处于人口红利期，到2030年左右，我国的人口总抚养比将达到50%左右，老年抚养比将达到20%以上，因此，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约20年，20年之后人口红利将基本消失。经估算，人口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可以导致人均GDP增长率下降约0.165个百分点。

三、中国进入“人口红利”消退期的影响

进入“人口红利”消退期，我国劳动力供给趋于减少，从而改变我国作为经济发展基础要素劳动力数量的变化，并由此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造成深远影响。

一是劳动年龄人口逐步减少，劳动力增量持续下降将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意味着抚养比的提高，由此造成的消费人群增加将有利于消费服务业发展，从而导致服务业比重上升，相应工业比重下降，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将出现变化。同时，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直接导致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占比将逐步下降，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则逐步提升。

二是人口转变带来的老龄人口增多导致储蓄人群减少，从而将造成储蓄率下降，并伴随着投资率的下降。

三是随着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正在放缓，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引起劳动力价格上涨，导致生产成本的增加，企业将会更多地资本替代劳动，全社会的资本劳动比率将上升，这将导致资本的边际报酬率递减，从而使得经济增长速度放慢。

因此，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的放缓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将在未来深刻的影响我国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以及长期经济增长。我们必须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以应对由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带来的长期经济影响。

四、主要应对措施

1.顺应人口红利趋势，加快推动国内不同区域产业转移和升级

“人口红利”的兑现和最大化问题关键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只有劳动人口充分就业才有可能创造财富，获取“人口红利”。我国不同区域、不同省份进入“人口红利”期时间不同，特别是西部和欠发达省份，即使进入“人口红利”期，由于本地不能提供就业机会，丰富的劳动力不能充分利用。因此，应加快推动国内不同区域产业转移和升级，以利用国内不同区域间人口红利的差异，积极扩大就业和降低劳动成本，以实现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双重目标。

2.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为“人口红利”兑现提供新的机会

由于城镇相比农村往往具有资本技术、交通运输、居住条件、人力资源、通讯设备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推进城镇化，能够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有利于推动以教育、医疗、社保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发展，也能够推动以商贸、餐饮、旅游等为主要内容的消费型服务业和以金融、保险、物流等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成真正的劳动生产力。目前，一方面尽快废除现行的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各种限制，打破城乡分割，促进城乡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对进城农民工就业在制度设计上，要与城市劳动力机会和权利平等。另一方面，还要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体制制度障碍。放宽直至放开城市和城镇的户口迁移的准入限制，实行按居住地管理的户籍制度；加强社会管理配套制度改革，逐步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不公平福利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3.大力提高人口的健康和文化素质，充分挖掘人口“质”的红利

中国人口“量”的红利在2011年已经进入一个转折点，但我们可以获取更多而又持久的人口“质”的红利，即不仅要获得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还要通过提高人口健康和文化素质，从而提升人力资本存量素质来形成一个更加高效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为此，一要进一步加大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的财政投入，优化教育、卫生、文化资源配置，让更多的社会大众得以分享。二是在大力发展义务教育的同时，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三是要抓住最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关键领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质、妇女生殖健康和劳动者健康和工伤保险等，提高人力资本形成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