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危机已历经六年时间，在此过程中，各国为了应对危机冲击，摆脱经济低迷局面，纷纷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我国宏观调控也以需求管理为导向，扩大财政支出、连续降息降准、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等。尽管这些政策对宏观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稳定作用，但是政策的实施也带来经济结构不合理、制造业产能过剩、金融领域风险积聚等众多突出问题。而且，伴随经济的进一步运行与发展，以刺激有效需求为导向的需求管理手段越来越捉襟见肘，边际效应递减现象明显。下一步宏观调控必须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

一、需求管理是应对危机的短期选择

需求管理主要指假定生产要素的供给为既定的条件下通过调节总需求来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目标，是凯恩斯主义核心内容。凯恩斯主义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时期，由于当时资源严重闲置，有效需求不足，国民经济难以走出低谷，宏观调控政策以需求管理为重点，通过调节总需求使之与总供给相匹配，刺激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由于此时总需求的扩张通过市场的力量难以奏效，因此政府必须实施宏观干预，扩张政府需求以弥补私人需求不足，主要手段包括一是扩大财政赤字与政府支出，二是扩大信贷规模，容忍适度通货膨胀。

2007年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均秉行凯恩斯主义，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提高赤字规模、采取量化宽松政策。财政政策方面，美国政府大幅度减税、扩大财政赤字以刺激需求，2010年，美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由上世纪30年代的8%左右上升至35.8%(按现价计算)；危机之初，欧委会允许各成员国赤字水平突破3%的限制，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实施减税计划，但后期由于长期积累的公共支出过度膨胀，赤字大幅上升等问题日趋严重，导致部分国家包括核心成员国出现主权信用问题；日本在安倍政府上台之前，一直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危机后财政刺激力度进一步加强，根据各国财政部数据，日本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在全球第五位附近徘徊，仅次于爆发严重债务危机的“欧猪”诸国和英国。货币政策方面，美国先后4次推出量化宽松计划；欧洲央行5月再次宣布降息，长期维持低利率；日本政府实施超宽松货币措施，导致日元大幅贬值；在发达经济体的带动下，印度、韩国、土耳其、泰国等新兴经济体亦相继调息降准，全球正在掀起新一轮货币战争。

尽管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能够在短期内提振社会总需求，刺激经济，成为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不二选择，但是需求管理对于解决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与经济发展的长期性问题却显得力不从心。目前需求管理已经呈现边际效应递减倾向。以应对危机为主要目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已被世界各国过度使用，下一步政策施展空间较为有限。而且前期需求管理积累的风险不断聚集并扩大，全球货币超发，各国货币竞相贬值，致使以“欧猪五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政府债台高筑，世界金融市场新秩序难以建立，国际不公平竞争增多，社会性问题日益凸显，全球性通胀隐患一触即发。可见继续实施需求管理的成本与风险已经高于所获成效。此外，尽管需求管理有助于总量扩张，但无助于结构转型。发达经济体长期积累的消费需求膨胀、投资需求不足、产业结构空心化、财政赤字攀升、社会福利过高等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资本市场动荡、消费-投资结构不匹配等问题是无法通过需求管理得以解决的。

二、供给管理应作为长期结构调整的手段

供给管理主要指通过对总供给调节，实现相应宏观经济目标的政策工具。供给学派于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失效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主要观点认为一国经济状况并不像凯恩斯主义所阐释的——主要取决于需求，而是取决于“供给方面”，即企业和企业家是否具有活力。因而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应向“供给”倾斜，提高企业竞争力和投资积极性。供给管理包括控制工资与物价的收入政策、指数化政策，改善劳动力市场状况的人力政策，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的增长政策。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区别在于，供给管理不受产量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竞争性关系困扰，着眼于增加社会潜在的生产能力，增加供给以消除通货膨胀。

供给管理在历史上对一国经济发展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危机前，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实现了低通胀率、低失业率、高增长率的良好局面，甚至有人认为美经济摆脱了周期性波动规律。追朔当时美国经济增长根源，主要源于20世纪70年代里根时期及此后布什政府实行的以供给管理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当时美国经历危机冲击，“滞涨”问题严重，凯恩斯主义对此无能为力,供给学派主张受到政府采纳。政府以供给管理为重点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一是大规模减税。里根刚上任便颁布法令实施减税，将个人所得税税率不分收入等级，在3年内一律减少25%，对企业给予加速折旧以减少税负；此后，政府又大力推进税制改革，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最高税率均实现较大幅度下降。二是治理通货膨胀。货币政策方面，宣布放弃M1改用M2为主要监测目标，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在稳定的框架下，抑制通货膨胀。三是增加政府军费开支，制定星球大战计划，同时改革社会福利体制，削减部分社会保障项目。四是重视科技发展。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素质，增加科研基金，加强知识产权管理、进行科技立法、理顺科技融资渠道等等，将鼓励技术创新作为重要国策。在一系列供给管理政策的实施下，美国投资需求增长，劳动力供给增加，社会储蓄率提高，经济实现稳定发展局面。

不仅美国通过供给管理摆脱了“滞涨”局面，英国撒切尔时代也采纳了供给管理思想，迎来经济繁荣。反观当前，金融危机爆发已历经六年时间，各国扩张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基本施展至极致，下一步，继续采取以短期刺激需求为主的措施将难以拉动世界经济增长，全球经济面临停滞危险，而与此同时，货币领域积累的巨额存量犹如“堰塞湖”，风险一旦释放势必引起全球通胀率上升。基于此，世界各国必须寻求新的经济治理出路，全球宏观调控均面临着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型的客观要求。针对国际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各国未来应以结构调整为重点，通过有效的供给管理手段，适当减少政府对于部分领域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激发经济微观主体——企业的能动性，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以提高生产效率，优化、改善产业结构，从而提高生产要素投入效率，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中国宏观调控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

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全球经济受到重创，中国经济增长亦出现减速。为了应对危机，我国同样采取了短期需求管理系列措施，经济增长没有出现严重下滑与萎缩。我们不能否认需求管理在抵制危机冲击中的积极作用，但是同时也应意识到当前由于需求管理过量所积累的矛盾与风险在不断聚集，一是前期大规模刺激性投资，导致投资与消费需求关系进一步恶化，并加剧了早已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二是货币发行量偏大，实体经济偏弱，导致金融领域风险提升，地方债务问题凸显；三是企业经济效益下滑，创新能力不足，投资意愿下降，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足；四是资源环境要素对经济发展的瓶颈约束增强。

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必须通过结构性手段治理。供给管理是解决结构问题的有效路径。当前，国家提出将以更大的勇气与智慧去推进改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正是遵循供给管理的思路，力图“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近期国务院公布的《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提出了行政体制、财税体制等七类二十二项重点改革任务，其中行政体制改革强调简政放权，表明政府正在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未来将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财税、金融体制以结构性减税、利率汇率改革为主基调，重视扶植创新型企业与小微企业，旨在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创新动力，从而激活潜在投资需求；投融资体制改革重在打破垄断格局，解除对民营资本的束缚，创造更加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价格改革强调还原资源环境要素的真正价值，以此降低环境负载，并间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民生制度改革更加务实，确立“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思路，避免重蹈西方国家由于“高福利”诱发的财政“高债务”覆辙；城镇化改革旨在转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使城镇化真正成为中国促内需、调结构的长期依托。以上改革措施充分表明了我国当前宏观调控正在逐步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转变。

预计下一阶段，我国宏观调控将进一步偏重于供给管理，逐步弥补前期需求管理造成的经济领域若干显性与隐性失衡问题，如积极财政政策产生的挤出效应、扩张性货币政策可能诱发的通胀风险、不当产业政策引发的产能过剩矛盾等。笔者建议未来，一是实施全方位、大幅度减税计划，不仅降低企业税收负担，而且降低居民纳税税率，同时继续调整和优化税制结构，从而调节消费与投资结构，减轻中小企业经营成本；二是适度控制财政支出，将其主要限制在基础性、公益性领域，避免由于财政支持范围过宽而造成“国进民退”，形成对民间资本投资的挤压；三是货币政策以“稳定”为主基调，适时辅以相机抉择策略，防止通胀发生；四是注重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放宽市场准入门槛、降低融资成本等经济政策的配合，激发企业主体活力，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培育创新动力机制，使企业与市场（而不是政府）成为纠正结构失衡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