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财政政策顺周期的理论解释为出发点，采用财政政策顺周期程度检验了我国1978-2012年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质，研究结果发现，我国财政政策显示出一定的顺周期性，顺周期程度达到0.664，并且在1%的水平下统计显著。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财政发展的具体情况，分析了我国财政政策呈现出顺周期性的具体原因，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一、财政政策顺周期的理论解释

在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中，逆周期的财政政策一直被视为社会最优的政策工具。究其原因在于，逆周期的财政政策可以通过调节税率、财政支出有效地平滑经济波动，实现经济长期平稳增长。很多实证文章也证实了G7国家的财政政策基本上都是属于逆周期的。而自Gavin、Perotti（1997）首次指出拉丁美洲国家的财政政策是顺周期之后，越来越多的实证检验发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政策也显示出顺周期的特征。这就意味着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制定出社会最优的财政政策，相反而是执行了次优的顺周期财政政策：在经济繁荣时，增加政府支出、减少财政盈余；在经济萧条时，政府支出则难以有效增加。

总之，一个次优政策的出现，要么是因为外部条件限制（信用限制）损失效益，要么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政府级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选民和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损失效益。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相应地，理论界对发展中国家实行顺周期财政政策的解释主要有三种主流看法：①信用限制（Credit constraints）。认为造成发展中国家顺周期财政政策的原因在于，在萧条时期，这些国家的政府由于信用等级较低，很难借到或者只能以很高的利率借到资金，因此无法在萧条时期增加政府支出以刺激经济；而在经济繁荣时期，资金借贷比较容易，政府具有债务融资能力以扩大政府支出。②贪婪效应（Voracity effect）。认为当经济过热时，财政资源比较充裕，导致公共池问题（Common pool）凸显，各部门会为争夺公共资源而具有扩大政府支出的冲动。③政治代理问题（Political agency problem）。认为选民和政府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中的道德风险问题，选民为控制政府的政治租金而选择了次优的顺周期财政政策。当经济繁荣时，选民为了避免政府攫取更多政治租金而选择增加自己当期的消费及效用，要求增加公共支出，具有短视性的特征。

二、我国财政政策是否具有顺周期性

本文借鉴Talvi&Végh（1996，2005）使用的财政政策顺周期程度来检验我国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所谓财政政策顺周期程度，是指国内生产总值的循环要素与政府消费性支出的循环要素之间的相关系数。如果相关系数为正，则认为财政政策表现出顺周期的性质，即经济过热时，产出缺口为正，政府消费缺口也同时为正，表现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反之亦然。

文章使用我国1978-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和政府消费数据，并利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剔除价格因素。在利用HP滤波方法分解出政府消费性支出的循环要素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循环要素之后，通过计算两者的相关系数发现，我国财政政策显示出一定的顺周期性，相关系数达到0.664，并且在1%的水平下统计显著。

三、关于我国财政政策顺周期性的原因分析

在明确我国财政政策具有一定的顺周期性之后，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前文中理论解释的力度。贪婪效应对我国经济繁荣时期出现顺周期政策有一定的解释力度，因为在经济繁荣、财政向好时期，地方政府对转移支付的竞争的确会造成财政支出的膨胀，从而产生顺周期。而在经济萧条时期，贪婪效应则无法解释为什么财政支出无法扩张甚至下降。政治代理问题也有一定的解释力度，如果选民对政府财政无从监督或监督乏力，确实容易造成顺周期的财政政策。只需要把理论模型中的政府租金设想成我国政府官员扩大财政支出以追求GDP政绩的激励即可。信用限制的解释力度稍微较弱，因为我国的债务余额水平不高，债务空间较大，政府信用等级高，不存在较强的信贷约束。

在各国的经济运行中，具体的财政政策类型是由其经济发展阶段、公众财政参与监督意识、财政体制及财政结构、债务现状等诸多因素综合决定的，我国也不例外。

首先，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发达国家已基本进入稳态经济增长阶段，年均GDP增长率维持在1%-3%左右，政府角色已转变为提供法律规则、维持市场秩序的公共服务提供者。而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经济趋向均衡的高速增长路径上，政府角色尤其是政府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繁荣时期更为积极主动地执行顺周期财政政策。

其次，公共财政参与监督意识不同。在发达国家，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模式培育了公众对财政事务的关注意识，加大了政府在政府赤字、债务积累上实行短期行为的难度，有助于逆周期财政政策的实现。而发展中国家的主体税种大多是流转税，征税方式较为隐蔽，使得公众对财政事务不够关心，监督力度也远远不够，这易造成财政政策趋向顺周期。

第三，财政体制、财政结构不同。发达国家在财政收入方面大多以所得税为主体，具有明显的累进性质，自动稳定器作用较强；在财政支出方面，多以消费性支出、直接面向个人的转移支付支出为主，也具备着较强的自动稳定器作用。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信息化、征管条件等限制，其税收收入结构一般以流转税为主，流转税总体上不具有累进性，不具备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同时在财政支出方面，又多是以建设性支出为主，具有很大的弹性空间，也相对更容易在经济繁荣时增加财政开支，在经济萧条时期削减财政开支。

第四，债务现状不同。截至2011年底，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务负担率情况如下：美国97.60%，日本211.70%，英国90%，德国86.90%，加拿大87.80%。而同时期我国的债务负担率则相对较低，2012年底债务负担率约为（国内生产总值51.93万亿元，国债余额7.76万亿元，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2.1万亿元）38.24%。可见，发达国家的债务空间较小，降低债务存量的压力较大，因此更倾向于在经济繁荣时谨慎对待增加财政支出的举措，未雨绸缪积累财政盈余，以应对经济萧条时债务持续攀升。而发展中国家普遍债务空间很大，具备通过债务融资提升经济增速的能力。

当然，在发生严重经济萧条的情况下，逆周期的财政政策就会成为政府、公众的共识，这时各国财政政策还是会基本向降低税率、扩大财政支出及增加债务等措施靠拢，呈现出典型的逆周期性质。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政府在应对经济周期时，更多地是同时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政策工具，因此在确定财政政策顺周期或逆周期时，应注意考虑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替代性和协调性。

四、如何治理财政政策顺周期性

顺周期性的财政政策不仅无法有效地稳定宏观经济,而且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也非常脆弱。如何消除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实施逆周期的财政政策已成为我国完善优化财政决策、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首先，应充分利用税制累进性，增强财政制度“内在稳定器”的功效。所谓“内在稳定器”是指这样一种宏观经济的内在调节机制：它能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自动发挥作用，使宏观经济趋向稳定。“内在稳定器”效应无需借助外力就可直接产生调控效果，不需要政府专门采取干预行动。财政政策的“内在稳定器”效应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累进的所得税制和公共支出尤其是社会福利支出。比如在经济萧条时期，个人收入和公司利润减少，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支出随之减少；同时失业增加，政府失业救济金和社会其它福利转移增加，从而可以一定程度上缓和个人收入下降，减少收入下降对国民经济的冲击。而在经济繁荣时期则相反，此时个人收入和公司利润增加，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支出随之增加，失业减少，政府的转移支付减少，从而缓和个人收入增加导致的需求过度对国民经济的冲击。

其次，要进一步提高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透明度、及时度和可信度，发挥“削峰平谷”的经济稳定器作用。可以成立类似发达国家中“财政监管机构”的第三方独立研究机构，使其承担辨别经济周期状态、评价财政政策与中期目标相符程度等职责，并就各项财政政策措施提出咨询建议。进一步提高我国财政透明度,保障社会公众及时掌握真实的财政信息和财政政策意向,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政府信任缺失、政策效率低下等问题，提高财政决策的透明度、及时度和可信度。

再次，要善于借助财政政策逆周期性质，合理安排财政改革时点。在经济处于低谷时期，可以适当开展增加财政支出、减少财政收入类的改革，比如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在经济处于繁荣、通胀时期，则可以适当开展增加财政收入、减少支出类的改革，比如推出资本利得税。在稳定宏观经济波动的同时，实现财政改革的目标。

最后，继续完善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制度，确立财政“以丰补歉”的长效机制。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是缓解财政压力和稳定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能够有效地调节年度预算余缺、稳定预算、减小经济波动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作为调节年度预算间“盈亏”以及连接中期预算与年度预算的重要桥梁与纽带，是将年度预算推向中期预算以增强预算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它发挥着“以丰补歉”的重要职能，当财政超收比较多的时候，就从中放进“蓄水池”（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一点；当预算执行中如果完不成预算收入，就从“蓄水池”中拿出一部分进行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