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新常态”，是指我国经济进入世界中等偏上水平国家行列和全球经济遭遇次贷危机冲击后，和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相比，中国所出现的经济增速减慢、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增长动力转化的新现象。在新常态下，要素的比较优势发生了明显变化，因此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从投资驱动、要素驱动迈向创新驱动，将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让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同时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也要随之适应和转型。

一、协同推进新四化将创造出新需求

在新常态下，我国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再也不能走过去的老路，即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路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中国工业发展速度较快，我国第二产业一般被认为在三大产业中发展相对较好，但工业化率并不高。截至2011年底，我国工业化率仅为39.9%，仍处于工业化率水平较低的工业化中期阶段。新型工业化之路，将在上、中、下游工业产业之间，在传统和新兴工业产业之间，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在信息化和城镇化同步发展之间，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之间，发掘真正代表长期增长潜力的新力量。

信息化以智能化工具发展为代表，与工业化紧密相连。我国近年来信息化水平以三倍于国民经济的速度发展。但在全球电子信息产品份额中，我国产品的占比仅为个位数，而美国早已超过30%。我国信息化落后主因是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差，在芯片等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尚待全面突破。近年来，物联网等领域快速发展，为“更有技术含量”的增长带来希望。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远低于发达国家70%至80%的水平。城镇化在我国并不是新的概念，但未来的城镇化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实践证明，城镇化的发展必须与收入分配改革、缩小城乡差距、优化国土开发利用、环境保护和资源合理开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文化、教育、医疗等众多社会改革协调推进。我国未来城镇化率水平提高，将伴生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全民消费能力大幅提高、居民生活环境和条件改善、城市发展和规划更为科学、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更为合理。这其中蕴含着我国经济巨大的可持续增长动力。

农业现代化是解决“三农”问题重要驱动力，是由农业大国转向农业强国必经之路，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是一个有机整体。相关政策将进一步向“三农”倾斜，探索粮食优质高产、绿色生态的发展路径。尤其需要提高集约化、标准化、组织化、产业化程度，解决“靠天吃饭”、农产品价格波动等问题。可持续的农业发展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奠定基础，提供保障。

二、国内消费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过去的30多年间，投资和出口增长强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动力，而消费不振则是长期困扰经济发展的深层矛盾和结构问题。传统产业供大于求，产能严重过剩，投资扩张空间缩小，投资增长明显放缓；吃穿用消费需求基本满足，商品需求呈现多层次特征，服务消费逐步兴起，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与此同时，新兴产业处于孕育期，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消费是经济活动的起点和归宿，也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只有将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的增长才算是回归本意。近年来，国内消费需求处于平稳上行的通道，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趋于上升。2014年，国内三大需求结构中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为50.2%，再次超过资本形成的贡献率，消费成为拉动经济最主要的动力。

当前消费需求增长态势表明，内需结构正从低收入、低支出、低品质需求向相对的高收入、高支出、高品质需求转型，在大城市中居民消费已由实物消费为主走上实物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的轨道，新一轮结构消费升级开始加快，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催生出更多网络消费。新常态下消费需求的拉动力突出表现在民生改善上，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支点、城镇化发展这一巨大机遇，适应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新期待，通过创新消费市场有效地激活消费潜能，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进而打造消费升级版。消费崛起不仅有利于改变过于依赖投资的增长格局，而且消费需求的扩大能够引导投资结构优化升级，特别是信息消费、文化消费、健康养老消费等新型消费模式催生新的投资机会，又将促成经济发展新的动力和增长点。

三、改革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愈发突出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但也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有些矛盾和问题并未因国力增强而有所改善乃被克服，相反，进一步恶化，如贫富分化加剧；资源环境被严重破坏；经济结构失衡，转型升级缓慢；社会结构的固化与碎片化；主流意识形态缺乏解释力；腐败的弥漫性蔓延，政府信用恶化；权力失控，法制松弛等等。上述矛盾和问题在经济高增长时期，可以因蛋糕做大，收入增长而被暂时遮蔽或不显突出，但在金融危机后的近二三年，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凸显，影响财政、就业和公共服务，若它们迟迟得不到缓解，中国将极可能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鉴于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加上人口庞大，如果走不出这个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堪忧。而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依靠进一步深化改革。

改革是最大动力，也是最大红利。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做出了全局性的战略部署。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下，中央深改组召开的8次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40次研究和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及相关问题，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在许多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了决定性成果，全面深化改革的态势已经形成，共识不断凝聚，效果正在显现。

中国改革的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新常态下的改革，必须围绕治理现代化来进行，只有这样，才是中国需要的“新”改革。为此，在实施上述改革的同时，还需要推进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因为从中国的情况看，越往后，经济改革受政治的羁绊越大。事实上，一些经济改革举措从形式而言属于经济改革，但就其所起作用及内容而言，却是政治改革之一种，如预算改革。故而，经济改革最终要成功，必然触及政治和社会改革。

新增长动力的形成从根本上讲还有赖于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成就新动力的关键是推进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靠市场的力量和产业化的创新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靠政府为市场创新、科技创新和人才集聚创造更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从市场主体看，改革能够为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提供更高效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夯实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从市场体系看，改革能够为各类市场特别是要素市场活力的增强构造更完善的机制，并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市场机制倒逼存量调整和激活增量的功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行政审批、投资、价格、垄断行业、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资本市场、民营银行准入、对外投资等领域改革，使改革举措有效转化成发展动力。

四、经济增长将由传统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根据经济学一般原理和先发国家的实践，经济增长呈现阶段性的特点，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各不相同。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波特将经济增长划分为四阶段。第一阶段是要素驱动阶段，一国或地区主要依靠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驱动经济增长，其主导型产业是煤炭、石油等。第二个阶段是投资驱动阶段，主要靠大规模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钢铁、制造等重化工业是该阶段的主导产业。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阶段，主要依靠知识创造和应用，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从而驱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IT、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据主导地位。第四阶段是财富驱动阶段。

从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进入“十二五”后，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要素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化，特别是人口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减少，导致用工成本快速上升，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迅速减弱。随着各种要素和资源价格的连续上涨，传统依靠低成本的要素规模扩张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难以为继，经济增长将全面转向创新驱动，让位于更多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方式。

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贡献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人力资源的提升，由此改善要素供给质量已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实际上，经过30多年的发展，高等教育已从大众化迈入了普及化，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积累不断加快。

创新驱动是主要依靠知识、技术、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等高级要素，而不是主要依靠土地、资源、劳动力等初级要素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其本质是依靠自主创新，充分发挥科技的支撑和引领作用，走上内生性增长道路，实现科学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进入以创新为核心的新常态，我们必须走出所谓“低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观念误区，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创新源泉作用，更加注重加强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和从业劳动者，集聚高端人才，创造“新人口红利”。当然，打造创新引擎还必须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切实推动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转换。

五、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将不断丰富和创新

经济新常态，要求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丰富完善新的调控方式，使中国经济在进入新常态后继续保持稳定健康发展。经济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征。

突出供给思维，应对增速下滑。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在人口与劳动、资本和金融、资源和产权、技术与创新、制度与分工等方面都存在各种“供给抑制”。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控制、放松户籍制度、减少资本与金融管制、优化土地与资源产权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等低效率领域的制度改革等措施，解除“供给抑制”，方可提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强调供给思维不是要抛弃需求管理，但扩大需求有时候也要依赖供给管理。就投资需求看，主要问题不在于总量而在于结构。未来重点的投资方向应是基础设施建设，但这需要调整投资结构。就消费需求看，如果收入分配结构不调整，产业结构与要素投入结构不转变，扩大消费需求的目标就很难实现。因此，扩大内需也不单纯是需求管理，还要依靠供给管理。

明确“上下底线”，完善区间调控。所谓区间调控，就是并不简单地确定一个绝对数，而是在有一定约束的区间内可以适当调整。更准确地说，区间调控是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把握好防通胀的“上限”，决不突破民生与金融风险的底线。“上下底线”划定了宏观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区间调控，可令调控较为从容，不会因宏观指标的短期波动而频繁“出击”。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可保持宏观政策基本稳定，不搞强刺激，不进行大的政策调整，给市场主体稳定的预期和信心。坚持区间调控，还能够在合理增长区间内，更多地关注结构调整和改革。

理解经济异质性与增长非均衡，重视结构性调控。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归纳起来有两个：一个是体制结构，涉及国有与非国有、体制转型与双轨过渡、中央地方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等；另一个是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增长动力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等等。正是因为存在着一系列的结构问题，并且还处于结构剧变的过程中，这使得结构性调控变得非常有必要。首先，结构剧变意味着宏观调控基础的变化以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变化，可能会导致总量调控的失效；其次，快速结构变动引起要素回报的变化以及要素的流动，在价格信号不准确、不完善的情况下，易于导致结构性失衡；再次，结构剧变与结构失衡，使得很多问题并不单纯是一个短期的宏观稳定问题，而是涉及短期宏观调控与中长期发展之间的协调，结构调整对于中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而言尤为关键。